翟明简历(翟明华简历)

50多年前的今天，20岁出头的翟明国在偏远的西部地区度过了五年艰苦的岁月。当时，新疆义乌军马场地处天山以北的高寒地区，冬季气温可达零下30至40摄氏度。夏天必须穿棉裤，住土块盖的房子。伙食难以保障，交通不便……

此前，翟明国曾随父母长期居住在北京。中学时期就读于中国人民大学附属中学，并获得金银奖牌。高中毕业前，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在校期间的优异表现，他获得了北京大学国际政治奖。专业安置配额。然而不久之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他的命运永远改变了。他未能在北京大学注册。1968年，他到新疆义乌军马场当知青。

“放牧工作辛苦又危险，高寒地区食物和蔬菜供应不充分，食物短缺时，只能吃几口马饲料充饥。总之，就是这样。”各方面都很困难。”但。翟明国说，那段生活令人难忘，“我一直把军马场的经历视为高尔基笔下的‘我的大学’。”

本以为自己会在军马场度过余生，但上大学的机会再次给翟明国的命运带来了转折。1973年，翟明国工作的军马场接到多个国家的名额，从工农兵中招收大学生。翟明国获得保送资格，最终以哈密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北大学地质系岩矿专业。

“能考上大学对我来说是天赐之福。”翟明国牢牢抓住了这次学习的机会。本科毕业后，他留校任教了几年。研究生制度恢复后，他考入中科院读研究生，然后继续攻读博士学位。此后，他一直深入从事地质领域的研究。

50多年后的今天，砥砺前行的翟明国已是著名的前寒武纪地质和变质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翟明国继续在地质相关领域工作，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科技创新一等奖2项获国土资源部奖励、教育部自然科学一等奖两项。一级科学奖一项，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地球科学）奖。

翟明国院士。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军马场辛苦牧马五年，工农兵招收学生重获大学资格

新京报：您1973年9月进入西北大学地质系，当时中国的高考制度尚未恢复。您是如何获得上大学的资格的？

翟明国：我出生在河南。我两岁时随父母来到北京。我在北京长大。文化大革命期间，我是北京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一名高三学生。1968年，我作为一名知青，到新疆义乌军马场当牧民。我在军马场工作了五年多了。当时那里实行半军事化管理，没有“四大”。

1977年正式恢复高考之前，停办多年的大学于1972年开始从工厂、农村和基层单位招收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招聘方式是先由单位推荐，然后进行文化测试。当时，具有入学资格的大学不多，录取总数也不多。

当时，北京有100多名知青，乌鲁木齐有近700名知青。1973年，新疆向义乌陆军马场分配了多个招生名额。知青们听说有机会再次上学，都非常兴奋。虽然名额很少，但大家报名踊跃。来自各公司各部门的数十名人员被所在单位“推荐”参加哈密地区组织的“高考”。我有幸被“推荐”参加考试，有幸被录取。

新京报：当时考试怎么样？

翟明国：当时我考了好几个科目，包括语文、数学、物理、化学、政治等，大部分都是中学时学过的知识，比现在容易。但我已经好几年没看过书了，也没有书评。至于教材，可能有人准备了一些相关知识的试卷，大家在考试前传阅看看。准备时间很短。我记得考试是在七月份，大家五六月份才知道。

当时北京来的学生不少，但我是高三高年级学生中个子最高的。我已经学完了高三的所有课程。文革正式开始的时候，我们已经完成了毕业考试，正处于高考复习阶段。考试题目对我来说并不难。虽然复习的不多，但我记得没有遇到任何我认为自己无法回答的问题。我不知道他们是否都正确。分数未公布。后来我上了大学，去哈密招收西北大学学生的贾老师告诉我，我考试成绩最好，在哈密地区排名第一。

新京报：上大学之前的生活是怎样的？

翟明国：义乌军马场的条件非常艰苦。最低海拔在1500米以上，属高山地区。我们放马的地方在东天山北麓的巴里坤草原东端。冬季气温可达负30至40摄氏度。六月至八月也很常见下雪。由于我是畜牧班的学生，所以我的活动能力很强，夏天主要在山里放马。整个夏天我都没脱过棉裤。这条棉裤还是抗美援朝时的旧军装。它们被“定价”（折算成货币）给我们。生活条件也很差。我们用泥砖和土块建造了自己的房子。在有些地方，夏天我们住在帐篷里。一年四季都没有条件洗澡。浑身长满虱子。

军马场交通不便，蔬菜供应不充分。基本蔬菜是土豆、卷心菜和洋葱。工作非常辛苦。养军马是为了国防和安全。需要科学饲养、科学维护、科学训练，才能满足军队实战要求。一切都很重要，尤其是马的耐受能力的发展所必需的恶劣环境，例如它对风雪的适应能力以及用蹄子犁雪和吃草的能力。这种环境给牧马人带来的艰辛是常人无法想象的。放牧和训练马匹也很危险。俗话说“上马三死”。

1970年，翟明国在军马场。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我的父亲是一位早期参加革命的干部，我是在文革时期所谓的“革命干部”家庭中长大的。小时候，我并不认为生活有那么好，但我从来没有经过艰苦的训练，我的生活条件仍然比很多人优越。因此，军马场的艰苦生活经历令人难忘，我认识到国家的安全和建设需要很多普通人的奋斗和牺牲。

后来我给中小学作报告时，我说那段经历就是人生的课堂，可惜缺少了这样的课堂。高尔基的人生三部曲之一是《我的大学》。他说，在喀山上学的路上，他乞讨食物，当学徒，看到了社会的底层。那是他的大学。我一直把军马场的经历视为高尔基所说的“我的大学”。

不要仅仅依靠“兴趣”来选择专业。主动去克服问题，你自然会有成就感。

新京报：你是如何选择大学的？您如何看待专业性？

翟明国：当时对于文革后期的“工农兵”大学生来说，招生的大学并不多。专业设置应考虑最迫切的需要。各专业可招收多少名学生以及分配给各地区的招生名额均统一安排。

我报考大学时，除了新疆的新疆大学、医学院、八一农学院等少数名额外，新疆义乌军马场是唯一一所招生的学校，也是西北大学“唯一一所岩石矿产专业”。关（嘉峪关）”1人，西安冶金建筑学院采矿专业2人，北京理工大学1人，其他学校我记不太清了。当我报考专业时，我担心我的父亲在文革期间还没有“解放”。北京理工大学的专业是军工相关的，所以我没敢报考。我怕政审不及格，所以选择了西北大学的岩石和矿物专业。因为西安离家比较近，所以当时我基本上没有考虑自己的具体专业和以后的就业。

问我是怎么选择地质学的。我的回答是，不是我选择了我的专业，而是我的专业选择了我。那时学校、专业、名额都是“戴帽子来的”，对于哪个专业更好我也没有特别明确的概念，比如采矿、建筑、医学、地质等。那时我已经在军马场呆了五年了，突然又有了学习的机会。我的脑子里充满了追求知识的欲望，并没有过多考虑专业之间的差异。

再加上我从小接受的教育都是关于奉献的，我脑子里对于自己的职业和未来确实没有太多的想法。一个社会的运转离不开各行各业。那时我们在新疆。尽管条件艰苦，但知青中没有人表示不想打工、不想劳动。我们认为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当我复习高考时，学校告诉我，我被推荐到北京大学学习国际政治。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所有高等院校停止招生。曾经有人问我，如果你学习国际政治，是否会比你学习地质学拥有更好的未来。我说我不知道，这种“如果”的问题毫无意义。所有的专业知识对于个人来说都是财富。你可以在自己的领域找到自己应该走的方向。社会需要各界人士的共同组成和支持。

新京报：你是怎么从新疆到学校的？你刚进入大学时是什么样的？

翟明国：当时西安冶金建筑学院还在义乌军马场招收了两名采矿专业的学生。他们也是来自北京的知青。我们三个人一起坐火车去西安。当我在哈密上车时，很多军马场的干部职工都在火车站送行。车上车下的每个人都依依不舍，充满希望和祝福。问我刚进大学的时候是什么感觉？能够上大学对于我来说是一件从天而降的好事。所有的生活和环境都改变了。从辽阔的草原、高山，到千年的帝都，优雅的校园和教室，我只想好好学习。

新京报：本科毕业后，我看到你留在学校教书。您什么时候开始热爱地质学的？

翟明国：很多人问我“我什么时候开始喜欢地质学的？”我想这个问题不应该存在。当你学会了这些专业知识之后，用你所学的东西做事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在人类社会中，每一行都很重要。每个领域都有很多知识，而且都非常困难。我是这个专业，所以我会做。努力后的每一次成就和成功都是对自己努力的回报。

流行一句话是“搞科学靠兴趣”。我觉得这个问题需要辩证地看待。如何引导学生对科学教育的兴趣，是教育工作者的事。对于从事科学的人来说，“科学是诚实的知识，没有任何虚伪和骄傲”。科学的动力来自于解决科学问题和生产技术问题的责任。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或者战斗，是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是你不感兴趣的。如果你觉得某个领域有问题，那就去做吧，解决一部分问题，再往前迈出一步，你就会获得成就感，这很有趣。无论你做什么都是这样。

新京报：您1979年7月考入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生，后来又攻读博士学位。您是如何考虑离开您任教的学校继续学业的？

翟明国：要想把事情做好，就必须不断学习。后来国家先恢复了高考制度，又恢复了研究生制度。如果有考研的机会，自然是继续读下去。

新京报：在你求学期间，有没有对你影响深远的人或事？

翟明国：我在人民大学附属中学的时候，当时学校还有一个牌子，就是中国人民大学工农快捷中学（中国人民大学预科学校）。预科班的学生中有一位登山英雄，名叫曲银华。他给我讲了当年中国登山的事。一名队员攀登珠穆朗玛峰并在最后陡峭路段遇到困难的故事。队友刘连满充当梯子，将氧气交给队友，让队友踩着自己的肩膀跨过第二级台阶，最终成功登顶。

很多人都影响过我。但这个故事让我明白，一个人的一生中，也可以有一个有肩膀可以扛起别人的人。那个人就和登上顶峰的人一样伟大。从事科学研究还需要“人梯精神”，这也是一种团队精神。许多事情需要作为一个团队来完成。

做科学研究需要有“人梯精神”。科学团队必然取代“科学大师”

新京报：您的科研生活是怎样的？研究地球和地质的最大意义是什么？

翟明国：地质科学的特点之一是科学实践，即实地考察。我们要去野外，翻越千山万水，考察各种奇特的地质现象。另一种是科学实验，通过技术平台在实验室进行研究，通过实验测试获得数据，包括室外观察平台。另一方面是学术交流。观察到的事情和得到的数据需要进行交流和讨论，以促进更大的成果。现在是大科学时代，其特点是多学科交叉。我强调科学研究的“人类阶梯精神”，它要求科学上的无私合作。科学团队必然取代“科学大师”，呼唤为国家、为科学的奉献精神和团队精神。我也希望媒体能够弘扬更多的科学精神。

研究地球科学的意义有三个层面。首先是了解地球本身。只有先了解地球的来龙去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演化模式，我们才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做其他事情。第二个层次，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离不开各种资源。只有好好研究地球，才能更好地开发和利用资源。另外，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良好的地球环境，我们需要了解其环境的演化是如何控制的。如果不了解，就无从谈及保护。

新京报：您提到地球已经是一个有46亿年历史的球体了。根据放射性同位素的衰变计算，地球内部能量将在40亿年以上耗尽，能量将耗尽。它变得寒冷和“死亡”。那时，各种地质活动都停止了。假设那一天到来，那时人类将何去何从？

翟明国：万物有生有死，地球也有生有死。这是一条基本规律。我们首先要认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但我们不需要太担心。人类文明的记载不超过一万年。这个时间长度与地球存在的数十亿年相比还相差甚远。科学在不断进步，人类的认知也在不断进步。

新京报：你怎么看待人类移民火星的想法？

翟明国：在火星上生存的想法是无稽之谈。火星表面平均温度超过-60摄氏度，无法生存。不同的行星有不同的能量。有些行星已经失去了所有的能量，有些行星还没有完全失去能量。地球仍有数十亿年的能量损失。按照目前的知识积累，火星相当于地球十年的能源。形状将是数亿年后的事，所以人类不可能移居火星。这是一个美丽的谎言。

新京报：去年在抖音上科普地球地质方面的感受如何？

翟明国：与一些发达国家相比，中国人对地球的了解还不够。我希望鼓励相关部门重视，特别是教育部门如何让这些课程更加向年轻人开放，或者说成为他们的必修知识。

新京报：你们的科研成果非常丰富。怎样才能持续做出科研成果？有什么先决条件？

翟明国：我们要充分关注、研究、把握科学发展的趋势和前沿。适应大科学时代，必须弘扬团队精神。而想要培养团队精神，还需要一个好的考核体系。如果考核制度只鼓励个人奋斗，就很难有团队精神。国家层面也必须做出前瞻性预测和布局，将基础研究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

新京报：您还有什么想对现在的年轻学子说的吗？

翟明国：学习是最大的精神财富。抓住机会，努力学习，我想仅此而已。

翟明国亲笔写给青年学子的寄语。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传

翟明国，男，汉族，1947年出生于河南济源。前寒武纪地质与变质地质学家、岩石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翟明国现任中国科学院大学高级讲席教授，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西北大学、浙江大学客座教授，兼职、客座教授。国内外多所知名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矿产资源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内生金属矿床成矿机制国家重点实验室（南京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委员其他九个国家和部门重点实验室委员会。

翟明国主要从事前寒武纪地质学、变质地质学和火成岩岩石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为早期大陆地壳的形成和生长、早期大陆地壳的结构和组成、前寒武纪和显生宙变质作用以及大陆动力学。还以华北陆块及邻近地区为重点，研究大陆演化历史和矿产资源富集机制，取得了系统性、创造性成果。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2项，国土资源部科技创新奖一等奖2项，部一等奖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奖、何梁合力科学技术（地球科学）奖。

翟明国1976年毕业于西北大学；1982年获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1989年获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博士学位。2009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新京报记者孙文轩编辑陈莉校对刘宝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