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鸦片战争时间(第二次鸦片战争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

术语表达：

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侵略者对我国发动的侵略战争。由于这场战争是鸦片战争的延续和扩大，所以历史上称为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年至1860年，英法侵略者利用清朝统治摇摇欲坠的机会，企图迫使清政府修改《南京条约》号，扩大其侵略特权，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进一步使清朝合法化。鸦片贸易，帮助镇压太平天国运动。作为交换。于是他借口1857年12月出兵广州。1860年10月，英法联军从天津入侵北京，放火焚烧圆明园。大火足足烧了三天三夜。在英法侵略者的武力威胁下，清政府被迫与英法签订了《北京条约》协议。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失去了更多的主权，列强加强了对清政府的控制，进一步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地位。

测试点分析：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文化有重视第一的传统。这本应避免第二次鸦片战争成为高频试验点。但历史学家普遍认为第二次鸦片战争是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扩大。化，所以第二次鸦片战争经常出现在考试题目中。

学者观点：

1856年10月，英法两国政府为了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经济金融侵略和掠夺，趁太平军与清兵在长江下游激战之际，找借口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天津条约》对中国经济和金融的危害比《南京条约》更大。首先，导致中国进一步丧失关税自主权，进一步损害中国的关税收入。《天津条约》扩大了协定运价范围，增开10个通商口岸，并将范围扩大到东部和东北沿海，将这些地区的独立运价变成协定运价。其次，外商享有进出口关税和转口税优惠。这不仅有利于扩大外国商品进口占领中国市场，而且有利于外商扩大购买廉价的中国原材料从中国出口，掠夺中国的经济资源。同时，也有利于他们通过进口将原材料加工产品转销到中国。其次，《天津条约》进一步扩大了外国殖民者在中国的市场，提高了外国商品的竞争力，阻碍了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削弱了中国金融发展的经济基础。国外的商品本来都是机器生产的，产量高，成本低。他们还享受优惠关税和零税率。只要价格稍微降低一点，生产技术落后、成本高、价格贵的中国民族工商业就可以被挤出去。这不仅对中国市场造成很大影响，也严重阻碍了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此外，《天津条约》新规定的赔偿金进一步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经济负担，使中国的贫困落后更加难以从殖民者的掠夺中解脱出来。同时，《天津条约》还规定英国帮助中国征税。外国人干预中国海关管理条约的行为，是中国丧失海关管理权的重要标志。如果《南京条约》只涉及我国通商口岸对外进出口关税的谈判，尚未涉及海关管理业务的组织领导，那么《天津条约》就开始有这样的规定。事实上，早在1854年，英国殖民者就利用上海刀会起义和上海政局不稳定的机会，夺取了上海海关的管理权。第《天津条约》号条款规定了外国殖民者控制中国的海关管理，加强各通商口岸关税的统一，为建立外商控制的统一海关管理组织奠定了基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危险）

赵惠荣：中国社会缓慢、渐进地走向现代化，长期以来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历史阶段。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经济、政治制度，使中国成为原材料来源地、商品市场和加工地，把中国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形式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是中国历史被动转化为世界历史的一面。第二次鸦片战争所遭受的打击和失败远比第一次鸦片战争严重。它给清帝国内部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西关系；并推动中华民族的觉醒。1860年的“庚申之乱”使清政府（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打击和侮辱。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政治影响，侵略军将战火扩大到北京，烧毁了圆明园，迫使清政府在城墙下签订了同盟书——《北京条约》。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评价这段血与火所记录的历史对清政府的影响。说白了，无非就是一场近乎毁灭性的地震。让顽固的政府变得更加温顺。侵略者感到有必要“对中国政府进行直接打击”。圆明园不仅以“万花园”而闻名中外，而且还是清朝仅次于故宫的政治中心。他们要破坏的远不仅仅是园林，而是要摧毁中华民族的自信和自尊。就连每一个从事烧杀抢掠的下级军官和士兵都非常清楚这一点。俄罗斯趁机从中国手中夺取了与英国、德国同等的领土，同时又狡猾地出来充当衰弱的中国的保护者。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不久，咸丰病逝。以慈禧、奕迅为代表的清朝内部势力发动政变，夺取了最高权力。“北京政变”标志着传统“夷夷”政策的结束。清政府以此为契机，调整和实施新的外交政策。英法列强合作支持伊犁，慈禧政变成功，开创了西方势力直接干涉中国内政的先例，对晚清政治局势和中西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关系。——一百三十年前，英法联军占领北京。西式武器的破坏力和侵略者烧杀圆明园的暴行，唤醒了清政府统治者封闭的“天心”的梦想。在列强的侵略、羞辱和胁迫面前，“蛮王”已经成为一个梦想；包括大炮、枪炮、战舰在内的西方文化，不仅极大地震撼了我国“中心大国”的世界中心意识，炮火也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人们。人们开始对中国和西方有了更加清晰的认识。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林则徐、魏源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到目前为止，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接受了，并且有了紧迫感。

张海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朝除了与英法侵略者正面交战和谈判外，还从侧面组织力量进行第二条战线的抵抗，即地方官绅出面聚集民众，集体训练，攻击、扰乱侵略者，而皇帝和地方官员却装作无关，暗中操纵、提供支持。这种独特的抵抗方式，用清朝皇帝的话说，就是“招人练兵，组织百姓抗夷”。根据上述情况（当地民众袭击英军），英法当局猜测咸丰可能对广东官绅发出了某种“暴力指令”。但由于暂时没有确凿的证据，皇帝也没有公开表示推翻《天津条约》的意图，所以他找不到借口直接向北京政府诉诸武力。他只能在1858年10月的上海关税谈判会议上使用武力提出抗议。咸丰帝收到桂良的奏折（英国人要求严惩袭击英军的地方官员）后，先是不承认自己对广东下过什么有害的法令，装糊涂；其次，他并不认为广州民兵是自己挑衅的。三人拒绝撤销黄宗翰、罗敦彦等人的权力。由于“聚民伐夷”政策并不是基于实际战场形势和外交规则的理性思考的产物，而是“尊王伐夷”等传统文化观念照射的结果”，自然是盲目的。当敌强我弱的时候，清朝的正规军大军溃败，谈判者已经签订了合同，依靠未经训练的平民来对抗装备精良的入侵者，无疑会让局势变得更加糟糕。最终不仅无法抵御入侵，还会使中国遭受更大的生命损失和外交损失。广州民兵在英法联军的“扫荡”中伤亡惨重就是一个例子。《北京条约》比《天津条约》更加苛刻，不利于中国的发展。这是另一个例子。（清政府利用民间抵抗的后果）

胡世云：虽然咸丰帝即位时对外国采取了更强硬的态度，始终对外国抱有深深的怀疑，但一旦面对侵略者的武力，为了维持日益腐朽的封建统治秩序，阶级封建统治者的本性决定了他们必须把阶级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竭尽全力镇压国内人民的起义。针对外国侵略者的武装挑衅，首先要避免战争的爆发。那么当战争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虽然已经组织了抵抗，但是其基本的对外政策仍然是“以和解为主”。（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政府的对外态度）

毛海建：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清军的抵抗是局部的，而不是全国性的。只在广州地区、京津地区与侵略者浴血奋战，而在上海、舟山、大连湾等地却与英法联军和平共处。清军兵力难以集中的原因有三个。清军落后的封建军事制度，将清军束缚在各地，难以动员和集中。清军装备落后，交通条件差，导致清军难以预留。在战场上，可以快速输送部队；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使其难以应对巨额军费。第一次鸦片战争后的十几年里，清政府未能及时调整军事体制，有利于分权“治民”，对外防务难以集权。防守极其分散，工作量大，清军不可能全部投入战斗。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清军使用的装备和运输条件与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没有什么区别，但英法军队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工业革命更新了军队的装备。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海军舰艇基本使用蒸汽机（大型船舶多帆、两套蒸汽机），使得侵略军军事行动机动性更强、速度更快。利用海上优势，侵略军可以随意选择作战时间和区域，占据主动。清军被动挨打，无法及时调动兵力。1850年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前后，南方的天地会和北方的捻军都举起了起义的旗帜。清政府每年花费军费数千万两。年年捐献，富商大户皆避之。1853年，这笔钱筹集到了，但仍无法应付巨额开支。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清政府的财政已经到了枯竭的地步，不得不割肉补疮。掌管军队的将领抱怨兵力耗尽，发饷军队的省份也常常抱怨无钱分配。除了这三点之外，最重要的是清朝统治者并没有把英法势力视为最重要的敌人。他们将清军主力部署在各个战场，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和各地人民起义。优越的。清朝统治者对待国内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态度与对待英法侵略的态度完全不同。（鸦片战争失败原因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