玛丽亚含义(玛亚寓言)

民族寓言的张力与新时期文学的自信力

——评聂茂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

文/玛丽亚（新西兰）

站在21世纪的地平线上，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必须增强理论信心和战略定力，把握世界潮流，打造自身优势，强化文学批评的“中国元素”和精神内涵。只有这样，新时代的中国文学才能更好地繁荣发展，才能真正融入世界文学大家庭。中国新时代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由推定”，丰富、拓展、丰富了西方话语本身，让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代文学在世界文化中的作用。《世界文学》在一个大家庭里有“不可忽视”的含义。聂茅的《中国新时期文学自信力》价值很高，针对性很强，既有政治深度，又有学术深度。作者视野广阔，既有对西方话语体系的深入理解和思考，又有对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全面把握和深刻理解。本书逻辑严谨、有力、创新，理论基础扎实，学术功底深厚。文本分析很有特色，能够激发中国作家的荣誉感，给人信心和力量。

聂茅在书中反复强调“现代性”对于中国文学的意义，提醒学术界要深刻把握“现代性”的主线和西方理论的轴心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用这些理论来分析中国新文学。对时代文学进行还原性解读时，必须结合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李欧梵认为，中国现代性是在一种思想理论的影响下创造出来的民族国家的想象，进而成为城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进而成为城市文化和现代生活的想象。20世纪90年代中国“《老照片》”等“怀旧病”的流行，本质上触及了民族记忆和意识形态。这一时期作家作品中的个体叙事与集体叙事、历史现实与心理感应，拓展了后殖民问题。其实，从李泽厚的转变也可以看出李泽厚对中国具体语境的把握。从20世纪80年代的“人类本体论”到1990年代的“饮食哲学”，李泽厚概括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话语。这也是对西方现代化和中国特色现代化的反思。

因此，我们并不是机械地照搬西方的各种理论，也不是彻底“克隆”它们，而是要在批判的基础上加以升华和发展。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国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就这样延续和发展了“后现代”理论：中国的“后现代”始于改革开放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并最终发展为“后现代”。它落实在更多中国人对自身历史处境和文化可能性的当下认知和探索中。因此，“中国后现代性”的基本问题是，将当代中国不仅视为世界“后现代”历史舞台及其文化的消费者，而且将其视为这场边界和内涵不确定的历史变革的参与者和参与者。新社会和文化形式的创造者。中国文学界和文学理论界谈论“后现代性”并不是为了满足这种理论话语的内在欲望，而是为了对当下的中国社会文化进行有效的分析，对自己所处的历史空间进行反思和批判。也就是说，刘康说，“用理论的普遍话语看清中国文化转型时期的问题，进而用中国的实践来质疑理论的普遍有效性和合理性”。这种“质疑”恰恰说明了中国作家和知识分子并不是一味屈服于西方权威理论，而是对其进行审视和怀疑。例如，詹姆逊得出的结论是，中国乃至所有第三世界的文本都是基于对鲁迅的一两篇文本的分析。这是“民族寓言”，那么中国作家要“质疑”的是：卡夫卡、福克纳、乔伊斯的文本难道不能被解读为第一世界的“民族寓言”吗？在这种“质疑”和“审视”下，中国乃至第三世界早已失去了主体性，处于被第一世界文化霸权“审视”的“弱”从属地位（詹姆逊术语）。世界。从“压迫”中解放出来。

事实上，新时期中国文学的创作群体（作家、文学批评家以及知识分子）在学习和借鉴西方话语体系的同时，始终结合了具体的本土语境和“输入”理论。进行了修改、扩展和丰富。比如，西方启蒙话语最大的弊端就是社会解体，即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家庭、社区和国家的撕裂，以及伦理价值观和社会秩序的崩溃。缺乏融入社会的润滑剂。中国知识分子在借鉴西方启蒙话语时，看到了它的“弊端”，并自觉地用文化传统中的“和谐精神”进行修复，凸显了民族主义的“整合力”。但当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被推向极端，成为极权政权的工具时，中国知识分子又反过来利用西方的民主、自由和个人主义来“启蒙”民众，使西方话语“为我所用”，丰富本土文化。理性资源，取长补短，丰富西方话语本身，也让第一世界对中华民族特殊的精神品格有更多的理解和尊重，并“借鉴”和“吸收”。赵一衡指出，20世纪西方思想的主题是现代性：首先是弘扬和深化现代性，然后是反思和批判现代性，最后试图用后现代性取代现代性。每一步都“借用”了中国文化——，当然是通俗地讲。世纪初在各个文化领域推动现代意识的人有罗素、杜威等哲学家，理查兹、雅各布森等文学理论家，狄金森等政治学家，弗雷等美学家，庞德、洛厄尔等诗人，都对中国文化给予了感人的赞誉，认为中国古代哲学、诗歌、美学具有“惊人的现代意识”。战争，是西方主流文化界对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中国文化的某些方面已成为他们批判现代性的重要依据。最早的是托尔斯泰、罗曼·罗兰、毛姆等一批人道主义作家，他们用中国文化的屈辱来批判现代性与殖民主义的伦理矛盾；20世纪20年代和1930年代，马尔罗和史沫特莱、休斯、埃文斯等作家和艺术家，则把希望寄托在东方革命上；奥尼尔、杰弗斯以及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垮掉派”诗人和作家，希望在道教和佛教的无为中找到西方的感觉。“过度浮士德精神”的平衡；布莱希特、迈尔霍夫、阿尔托等人推动的实验戏剧运动以中国戏曲作为形成意识形态批判的理想舞台。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知识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文化逻辑上看，这是上述第二次浪潮的自然延伸。主要是越南战争、中苏对抗、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政治事件，直接推动了新思潮的兴起。存在主义的亲华精神在安东尼奥尼、沃霍尔等人手中转化为中国形象，并在斯奈德、布莱等人的诗歌中与“深层生态主义”相结合；20世纪60年代末，法国结构主义突围为后结构主义，德里达、索莱尔等人利用中国的书写/文化传统颠覆了西方的标志中心。阿尔都塞、福柯、克里斯蒂娃等人都使用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进行语音功率分析。此后，詹姆逊以中国为分析对象，将后结构主义引向后现代主义。

聂茅围绕詹姆逊的“民族寓言”理论，主要分析了新时代伊始出现的主要文学思潮，包括伤痕文学、朦胧诗、寻根文学、先锋小说和新现实主义等，并运用文学分别是重力和文学张力。从文学推力、文学锐利、文学坚韧五个维度进行引导和概括，指出新时代文学经过新时代的摸索进步和朦胧诗的效果，终于迎来了寻根的突破。作家、前卫小说的革命与新时代。真实而精彩的表演。本书每一章都包含了历史背景的挖掘、相关理论的阐释以及代表性文本的分析。例如，在分析伤痕文学巨著《伤痕》时，克里斯蒂娃的文本互依理论不仅将其与鲁迅的《祝福》进行比较，而且对杨沫的《青春之歌》进行历时解构，凸显了其中存在着一种“讽刺性的差距”。王小花与祥林嫂之间的故事，凸显了女性成长的痛苦心路历程。迷雾诗的出现可以看作是第三世界文学现代化的镜像。这里存在着引导者与成人仪式之间的戏剧性冲突，以及“被审判者”角色转变为“法官”的偷窥阴影。朦胧诗的创作群体的“反叛精神”催化了“寻根文学”的发展，照亮了“先锋小说”的进步。寻根文学作家试图从“非正典”民间话语的根源开拓出具有第三世界文学独特精神命脉的文学场域，但他们却有着“亚文化崇拜”的精神冲动。在分析《爸爸爸》和《女女女》时，主要关注文化内驱力，展现出中国传统文化的整合力。在前卫小说中，介绍了前卫小说的元理论，阐明了马远活页小说的意义境界和余华人性的短篇叙事，并分析了残学《山上的小屋》细节。新现实主义创作者在审美追求上具有“全息预设”和“共利预设”的创作特征。在“共享经验”的虚构叙事中，他们喜欢“用统一、全面的信息来掌控原生态”。对生活的描写细致入微，代表作《风景》具有独特的批判意识和价值承载。新现实主义的经典文本虽然隐喻了创作主体存在的“尴尬”，但也体现了他们通过文化生产对权力场的“反抗”。“回归的精神方向。

中国新时代文学创作群体的共同努力，冲击了第一世界文化霸权的“自由推定”，修复、丰富、拓展和丰富了西方话语体系本身，让人们更加客观地认识到中国新时代文学的作用。时代文学在“世界文学”这个大家庭中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1、伤痕文学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隐性叙事”，层层揭露“文革”给中国人民的“集体记忆”留下的“伤痕”，延续詹姆逊为第三者的鲜血而写的“处境”世界文学。意识的家谱就是一个例子。

2、迷雾诗歌创作群体中“引导者”与“成人仪式”的戏剧性冲突，冲击着第三世界文学心路历程的精神残余，为第三世界被压迫者的声音赢得了“尊严”。第三世界文学沉浸在苦难之中。“写下重笔。

3.寻根文学作家对民族根源的探索和暴露、对本土文明的理解和拥抱、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对民俗风情、健康人格、和新的社会秩序。“努力”，民族自信心、凝聚力得到加强和巩固。

4、对当下生活的逃避与缝合、对意识形态的反叛与屈服、对权力场的颠覆与妥协、对政治话语的憎恨与依恋，成为前卫小说集体形象的生动写照。先锋作家将新时代文学的特点与现代性的追求推向了新的高度，激活了第三世界文学的母语基础，筑起了与第一世界对话的“文学城堡”。

5、新现实主义作家背后的驱动力是无处不在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将实际的韧性、生存的本能、对理想信念的执着结合在一起，形成了独特的“坚韧的一面”。

6、现实主义的冲击波不仅发挥了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而且修复了被激进思潮割裂的国家与个人的关系。新女权主义作品充满了色情尖叫和“红灯区情结”。主创们毫不掩饰自己的欲望和攻击姿态，公然挑战大男子主义。

7、“歧义、一词多义”是20世纪90年代文学作品的突出特点。文本中包含大量讽刺、反禁忌、游戏化、粗暴的文字，营造出独立于主流话语的精神空间。

研究发现，新时代的中国文学在实施全球化战略时，不可能一下子站在中心，也不可能不失去一些固有的民族文化特色，但这种失去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这种方式既是“从边缘到中心”的无奈选择，也是消解世界文学中心、重构新中心、影响世界文学的创造性策略。

聂茅善于运用文学、美学、社会学、心理学、传播学等跨学科的研究方法，以及文献综述方法和案例分析方法相结合的方法，关注新时期各大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联系。时代。并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剖析。全书贯穿一条主线、一经一纬、一条主线。经线是各大文学思潮的历史背景、思想基础、理论支撑等精神脉络；纬度为各大文学思潮的代表作家及作品；主线是创作主体追赶第一世界现代化的精神诉求。即把个人的“小我”和“国家”的自我融为一体，将中国传统文人“为民说话”、“写书传道”等家国情怀和情感冲动投射到文本。本书还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解码”新时代文学主流潮流中的经典文本，“解释”各个时期创作群体的特征，达到以下四个目标。多方面的学术创新：

首先，本书运用文学力量、文学重力、文学张力、文学推力、文学锐利、文学坚韧、文学生命力“七力”，形成新时代文学自信新作，借物理学，例如重力、张力和推力。从科学意义的角度对文献进行深入的分析和分析，是相当雄心勃勃的。

其次，获得历时的“深度”。例如，在分析伤痕文献时，我们会解读鲁新华的《伤痕》(1978)、鲁迅的《祝福》(1928)、杨默的《青春之歌》(1958)。这种解释并不是对克里斯蒂斯“文本互动”理论的机械复制，而是批判性的继承和发展，既拓展了巴赫金这一理论中的“狂欢”结构，又对詹姆逊的“国家寓言理论”进行了补充。

第三，具有共时性的“广度”。例如，寻根文学中对韩少功《爸爸爸》《女女女》的并置分析，不仅借鉴了詹姆逊的相关理论，还调动了福柯、赖希等人的理论以及相关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同一作家同一时期的两部主题相似但视角不同的作品被全面解码，发现了寻根文学作家“理想设计”的创作诉求。

四是突出立体“厚度”。例如，对猛龙诗代表作进行跨时空、跨性别的精神分析，回答“中国性”与“世界性”、个人“小我”与国家“大我”的内在关系。

总之，随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新时代的中国文学也发生了重大转变，从由别人选择到由自己选择。在这个从“被看见”到“被看见”的转变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声音。作家和批评家必须有自己的立场和价值判断，认真关注和思考新时代中国文学的全球性问题。在世界文学的舞台上，中国不是任何“他者”的文学附属物。中国应该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本书的可贵之处在于，它既让西方的思想资源为我提供帮助，又不贬低自己，只追随外国人。同时，我们用优秀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美学精神，结合中国的特殊国情和本土文化的具体语境，对其进行一一剖析，深刻揭示其中有一种颠覆和治愈的力量。当今中国社会的解构与重构、撕裂与规范、边缘与中心、控制。以及统治、商业和政治等隐性结构的深层模式或“文化秩序”。中国作家在输入全球普世视野的同时，努力参与本土或区域建设。他们不仅思考世界文学可能共有的审美价值尺度，而且努力发现和创造世界文学视野下“中国文学”独特的美学和创作。文化个性。这些充满自信、真诚理性、神韵生动、不卑不亢的学术见解，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注入了新的活力。

（作者为怀卡托大学人文科学学院东亚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聂茅，著名诗人、作家、评论家，东莞理工学院“拔尖人才岗位”特聘教授，中南大学湖南红色文化创作与传播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