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指导思想是什么-(戊戌变法大纲)
引言
鸦片战争来到满清王朝，是西方军事、金融扩张的必然结果。它不代表任何以前的人类文明形式和传统，因此它不具有广泛的文化认同基础，因此这种军事扩张和金融垄断创造的文明不具有文化合法性。因此，遭受过西方军事压迫和金融剥削的国家和文明很难认同黑格尔的说法。文化帝国主义”，文明的冲突也就日益深化。
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汉族政府还是少数民族政府，一直保持着“大一统”，这也是中国历代王朝社会、政治、经济的根本特性，由于西方这种野蛮力量的侵入，满清王朝丧失的不仅仅是国家主权、经济活动的完整，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割裂，从这个意义上说，鸦片战争之后的满清王朝面临的遭遇是双重的。”的文化
光绪帝接见外国使节
第一、在西方坚船利炮下，必须建立新的中国文化认知。
儒家思想作为延续数千年的文化帝国，具有普遍性和大一统的特点。但鸦片战争后，它受到西方列强军事和金融霸权的根本挑战，使“文化统一”濒临崩溃。边缘。尽管满族统治者也积极富国强兵，但文化观念的统一性和普遍性并没有重新建立起来。事实上，他们无法解决中外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更无法解决当前面临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问题。
第二、当时的清政府必须建立西方国家眼中的“文化认同”。
就像西方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样，中国的传统文化在西方人眼中也是不具有文化合法性和合理性，因而中西方从一开始便缺乏起码是文化上的认同基础。所以清政府必须要建立一种新的文化理念来顺应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更要让西方人来了解中国，以找到一个共同点，以做到变革图强，顺应世界发展潮流。
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变法图强的清政府统治者光绪皇帝以康有为的《大同书》为指导思想，以图正本清源，再造国本，进行了著名的“戊戌变法”。
1898年维新运动的官员
面对着日益瓦解的中国传统文化，康有为慨然写作《大同书》。
康有为早在1884年就开始撰写创举《大同书》（又称《人类公理》）。无论康有为有多少个人缺点，他编撰的这部著作确实是中国第一部《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使命和目标而写作的经典文献”。》
《大同书》至少有两个含义：
一方面是重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并以此作为完善满族制度的基础。在当时巨变的时代，康有为试图通过重新阐述中国儒家经典，重建中国知识谱系，确立孔子为“领袖”，使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元素摆脱封建王朝的束缚。这个过程也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整理、批判和传承。
康有为之所以长期受到诟病，不仅是因为他自身的性格缺陷和变法失败，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创造的“新儒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文化指向。在当时只有康有为独具慧眼的认识到西方对中国的入侵是“借武力而传教，借武力而通商”，尤其传教对中国社会瓦解又是根本性的，它不仅瓦解了中国人心目中的传统文化，也是风俗人心，更是国家认同，因而他才会采用了从宗教上对抗基督教的“政治文化”作用。”
面对“国”尚存而“天下”不存、国势颓败、天下道德败坏的事实，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第一份奏疏中写道：“教堂遍地，随处可以起衅”，事实上后来的“庚子拳变”和“教案”等都证明了他的先见之明。表面上，满清政府面临的危机都是西方列强的武力与通商带来的，但从根本上看，这何尝不是旧文化，法律秩序的解体，传统文明的崩溃？
康有为
因此，康有为认为，为了避免满清朝日后四分五裂，必须重建中华文化的“大一统”作为国家认同的基础。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唯一的办法就是重新解释儒学，让儒学承担起责任。承担这个责任。于是康有为借用了西汉大儒董仲舒的理论中的“三世说”，并“托于古制而行己意”，目的也是要变法，要改制，在此条件下，“大一统”的实质则是要“皇权归位”。其目的首先要慈禧太后还政于光绪帝，其次要将权利归于孔子这个立法者，也就是说要实行“君主立宪制”，所以董仲舒的“三世说”就成为了君主立宪制的合法基础。”。
这样，康有为在《大同书》年提出了他的变法思想，不仅不同于西方的君主立宪思想和法国的民权思想，而且以董仲舒的儒家思想为基础，特别是在：010年确立的托孤变法。儒家的正统地位使人们相信一个真理。
历史的演进是制度文明的演进，儒学是关于制度改革的学说，改革和改制才是儒家的真正使命，这种使命正是汉儒和《春秋公羊传》所昭示的传统。
就这样，在他的著作《公羊传》中，他将儒家思想与帝国意识形态分开了。不是帝国的命运决定儒学的命运，而是儒学所蕴含的改革重组的思想动力决定了帝国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些，传统儒家批评康有为“假儒”，慈禧太后也气急败坏的说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真正的用意是篡权谋逆。
慈禧太后
另一方面就是重建在当时世界的文化认同。康有为将儒家的“公天下”思想与西方当时的民主、自由思想结合起来，而把他们与西方列强的野蛮血腥、金融侵略等剥离开来，通过这种方式，他力图在其《大同书》中展现一个“大同”的世界，而这个过程则是对西方文化的整理、批判和继承。
康有为《大同理想”是建立在对于民族国家形式和欧洲体制的彻底否定基础上的，这也是他与黑格尔最大不同之处。康有为《大同书》起论便是“去国界合大同”，认为国家之大害便是有国界之害的战争，只有去除民族国家的战争功能，才会让人类永久和平。》
同时，《大同书》批判了西方的权力体系，从而进一步维护了他以儒家思想为基础的社会资产阶级改革运动。他在直指中西两种压迫制度的共同点的同时，也融入了自己对中国社会改革的构想。这部分的思考对于后面的《新文化运动”等影响深远。
《大同书》定稿是在1898年戊戌变法后完成的。当时康有为自称世界公民，游历世界各地。与传统思想家不同，康有为《大同书》《东方》儒家仁学”起论，以批判帝国主义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为起点，从被压迫民族和人类之苦的视野，提出这一套重建“大同世界”的人类改革方案。
康有为尝试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首次尝试使用“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对象”去重建具有世界普遍意义的政治格局，去建立一个世界普遍认同的“文化认同”，这也是康有为著作《大同书》的最终意义所在。
虽然《大同书》完稿于戊戌变法后，但是当时的变法图新都是在康有为这部著作的思想框架下进行的，正因如此，史学家们才会判定戊戌变法是一次带有空想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
大同书
既然康有为以儒家传统文化作为改革基础，那么儒家的改革和改制的思想基础又是什么呢？
康有为对此的解释是十分特别的，他认为儒家的改革也是孔子的理想，而孔子的理想既是“理想”更是“现实”，简而言之就是“内在价值为仁，外在制度则为礼”，二者的结合即为“道”，核心意思则是康有为从《大同书》引申出的一句话：“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这句话成为后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中一句格言，孙中山老师就经常引用。
从上一篇到上一段可以看出，康有为所遵循的儒家思想无非是《礼记》和《大同书》，《春秋公羊传》是核心，《礼记》是其完美补充。
一、《春秋》中话《礼记》。《大同书》要旨分三科：“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以为进化，《春秋》最明”。西汉大儒董仲舒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利用了《春秋》为思想基础，其要义便是拨乱反正，为后世圣王改革提供理论基础，正是有了《公羊》也才有了董仲舒的“三统”改制学说，而康有为的《公羊传》便借鉴了该学说，创造性的提出的“三世说”。
一方面，他通过“大一统”来奠定集权制度不动摇，反对黄老的“无为而治”，而主张托古改制，推陈出新，主张积极有力的政治改革。另一方面通过诉诸汉代今文经为其改制说获得了理论上的合法性。
《公羊传》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早在西汉时期，改制就成功地成为维新派的理论基础。康有为以此作为改制的思想基础，也是可以理解的。他为什么要用《大同书》而不是其他儒家经典名著呢？这与晚清的学术风气有关。
十七世纪末至十八世纪中叶，陈棣、顾炎武等人通过考察语言史，逐渐推翻了古代经文的真实性。例如，颜若权1745年出版的《春秋公羊传》宣称《春秋》是东晋才出现的伪书，而19世纪初出版的《尚书古文疏证》却揭露《古文尚书》实际上有与《左氏春秋考证》等无关，对于史籍的考证可以说是清代史学的一大成就。康有为利用这一学术热点，写出了《春秋左传》和《春秋》两部著作，成功引起了当时各界精英的关注，为他的改制提供了旁证。
康有为在美国
二、《孔子改制考》做主，《新学伪经考》为辅。康有为除了以《春秋》为核心思想组建变法的文化架构外，又格外重视《礼记》。
读至《春秋公羊传》，乃浩然而叹曰：孔子三世之变，大道之真在是矣。大同小康之道，发之明而别之精，古今进化之故，神圣悯世之深在是矣。
康有为认为《礼记》极其聪明，于是他先把所谓的“三代之制”，由具体的“三个朝代”描述为具有普遍性的制度文明，即据乱世、升平世和太平世。通过这个“三世说”，董仲舒才会进一步将其发展成为“三统说”，也就是赋予政治制度变革的逻辑。”
我们可以这样想，“三世说”也好，“三统说”也罢，都是在解释制度变法的合法性而已。儒家学说中的“太平世”也不尽然是儒家的最终理想，儒家的最终理想是“大同”，这不仅仅是儒家的理想，更是现实制度改革永不停息的永恒价值动力所在。
而《礼运》可以转换为“大同”的理想纳入现实制度变迁的运动逻辑之中，每个人、每个社会、每个制度都存在一个“大同之道”，这就是为何康有为在奉《礼记》为核心思想的同时，也格外重视《礼记》的真正原因。
“道与器、经与权、理与物、大同与小康、事实与价值、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种种矛盾论述，构成了《春秋公羊传》中满清政府变革的真实逻辑，康有为从儒学出发，构建了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勾勒出一卷被压迫民族新文明的蓝图。
康有为在欧洲
结语
清末的“戊戌变法”往往仅被解释为资本主义改良运动的一环，而康有为这个主持变法之人则被一贯以批判的眼光去否定，所以反应其思想的著作《礼记》则被长期忽视。但从现在看来，《大同书》几乎可以看作是中国启蒙思想的先声，他试图构建一个新的政治架构和文化架构并将其普及化，凭借这一点，他已经走到了许多改革家的前面，虽然最终改革失败，但他使“中国道路”第一次成为可能，这也是《大同书》历史意义之所在。
参考资料：萧公权《大同书》、《大同书》、康有为《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中国哲学史》、《礼运注》、《大同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