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第一任校长孙家鼐(孙家骕 北大)

孙家鼐：北大第一任校长已经活了几十年了。冠军不仅有能力，而且有智慧。

孙家鼐：有心唯向日，晚节惯经霜

“文正”是公务员的最高谥号。很少有人能得到这个谥号。清代只有8人得到。就连我认为一定能得到这个称号的李鸿章，也只是“文种”的下一个层次。

孙家鼐就是获此殊荣的人，他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文正”获得者。然而，与其他“文正”相比，他的名声却差得不是一点半点，更何况是清朝同样的“文正”。与有“延年益寿之功”的曾文正公相比。

不过，说到他的出身，我也感到惊讶。他是咸丰年间第一状元，皇帝的师父。光是这两件事，就足以杀死几乎所有读书人。他曾给自己写过一副对联：“弟子即是皇帝；皇帝即是弟子。”荣誉，是多少人都必须拥有的！

他是光绪帝的老师。然而，今人提起光绪帝的老师，只想到翁同和。事实上，光绪当时有两位老师，分别是翁同和和孙家鼐。老师和皇帝的分工不同，但翁同和灌输“什么是不能容忍的？”“倭寇欺人太甚”，对付不了李鸿章，这对光绪影响更大。

尤其是甲午战争前，他强烈反对与日本争夺朝鲜宗主权，并主张“不要挑衅”。这与李鸿章的观点相同，但却是针对当时的傲慢之人，包括慈禧、光绪。日本则有不同的看法。

论对皇帝的影响力，翁同和远远超过孙家鼐，对中国的命运也产生了重大影响。翁同和为咸丰六年状元，孙嘉鼐为咸丰九年状元。这就好比黄浦一期和三期的对比。不在同一水平上。

而且翁同和还是童、光的皇主。各个方面，他都领先孙佳耐八个街区。但翁同和死后的谥号仅为“文公”，比孙家鼐低了三级。

原因很容易解释。翁同和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后成为替罪羊，被免职回到家乡，再也没有得到重用。然而孙家鼐却逃脱了，过上了荣华富贵的一生。不过，我觉得他的“文正”有点“正气”。疑似“注水”。

孙家鼐，字协臣，又名哲生、荣庆，安徽寿州人。他是清朝咸丰年间第一状元。授翰林院编修，学政，升讲学，入书房，后历工、礼、户、民刑部侍郎，光绪帝；担任民政部部长期间，被任命为教务部协办人，并被任命为首都大学首任学术管理部部长。后任文渊阁学务侍郎、学务侍郎。享年82岁去世，谥号“文正”，供奉贤良寺。

别小看这个介绍中的“首都大学第一管理教务部长”。这意味着他是北京大学第一任校长。不知道北大的学生是否还知道他的名字，认得他。“奈”字。

因为前段时间，北大校长在建校12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将“晶晶”学生读作“晶晶”学生，将“洪浩”读作“洪湖志向”，引起全校轩然大波。国家。这是慷慨和可笑的。

大学校长就这个级别，我怀疑很多北大的学生都知道孙家鼐。就算他们知道，恐怕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事实上，承认这一点是很尴尬的。毕竟这是一个生僻字，“ni”的发音就是大定。孙家鼐不是也在卷子上把董仲舒写成了“董仲舒”，所以被嘲笑为“别字第一秀才”吗？后来才发现；而校长的话肯定是说过很多次了，却没有人指出来，后来才传到网上，被人嘲笑。这就是当今官场的悲哀。

孙家鼐出生于书香世家。他的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他的母亲却明白“朝堂无人不为官，家中无官不做生意”的道理。她把五个儿子都培养成人才。这副对联就是最好的解释，“一科三进士，五子考四”。没通过的也是高中生，这太好了，太好了。

其中排名第一的学者自然是指孙嘉鼐。关于他获得状元的故事，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我找不到来源，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因为很有趣，我将其抄录如下。

殿试时，咸丰要求考生写一副对联，题为“清朝盛世”，歌颂历代皇帝的丰功伟绩。孙家鼐立即写下了千古对联：

亿万年尽心绳，顺天心，养民心，勇调其身，干见其行，善气传九州，道继羲帝，尧、舜；

两百年持续繁荣，治国伟业，政绩昌盛，朝廷廉洁，国家长久太平，五彩祥云飞舞，日月星辰光彩照耀。

从对联的工整程度来看，不能说这不是一幅精彩的对联。从顺治到咸丰前朝的六朝皇帝都是用两联写出来的。大家都称赞他。难怪咸丰非常高兴，立即任命他为第一状元。当然，也有人嘲笑他是“最高水平的阿谀奉承”。

咸丰年间是清朝最倒霉的时期。虽然只有十年左右的时间，但太平天国和第二次鸦片战争都发生在咸丰朝。可以说，孙家鼐亲眼目睹了国家一步步走向深渊。然而，他当时还在国史馆写书，对政治没有发言权。

然而光绪四年，他与翁同和成为皇帝的主宰，进而进入权力的核心层面。此时的他刚刚五十出头，正值壮年，精力充沛。

从他的履历来看，他几乎在清朝内廷担任过高级官员。这一时期，内廷斗争相当激烈，并蔓延到了外界。团队选拔站上有政府官员和反对派官员。另一边，无论是朝廷党还是后党，你死我活，直接引发了后来的“1898维新”和菜市口六君子流血事件。

孙家鼐是皇帝的师父，毫无疑问是皇党的一份子。然而，自从老佛爷回来执政后，光绪被囚禁在瀛台，朝廷大败，核心成员被贬、被杀、被通缉。只有孙家鼐能毫发无伤，继续做高官。事必须做，马必须骑。

甚至慈禧被八国联军赶到西安后，还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回到北京后，有很多高官在等着他。直到慈禧去世后的宣统元年，他“不再治疗乞讨病人”，不久就去世了，家人才将棺材抬回家乡安葬。

在一个瞬息万变、“千年未见之大变”的时代，无论朝野，都危机四伏，内忧外患，谁也不知道明天风向何方，但只有孙家鼐有他从来没有被降职过，所以这种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在他身上。

这是政治智慧还是社会机智？我们不能从结果来推断原因，因为作为一个政治家，孙家鼐不是一个只吃东西的“老油条”。相反，他会积极参与自己认可的事情，而且并不胆怯。他是一个聪明人，有责任心，按照自己的判断行事。

“1898维新”之前，各地要求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大，孙家鼐也是积极的参与者。他不仅加入了康、梁组织的羌社，还“尽力为他准备了一座图书馆供其居住”。他支持成立图书编修局，对于改革开放期间他认为正确的举措是极其拥护和拥护的。

可以说，他是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个旗帜鲜明的人。在主持标志着近代中国国民高等教育开端的首都大学政务时，他公开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学主张，并设立了许多机构。它是一门关系时事、产业振兴的学科，其内容很多涉及基础学科和应用技术。这些都是符合当时时代潮流的举措。只有颓废的官僚才能做到，我们也能看到孙家鼐进步的救国理念。

“开民智、重科学、办实业、兴学校”是他积极践行的首要任务。他尤其重视“开人智”、“教人情”，不遗余力地弘扬；当然，他的这种观点还是源于“圣贤帝王无不能通低情，而能达最高理”的传统观念。然而，当时这个矛头仍然是指向朝廷中一群腐败无知的顽固势力。

孙家鼐思想的根源仍然是“温和和平”。虽然他不拘泥于常规规则，但他接受新思潮还是有一定规则的。他反对激进主义和一夜之间的创新，主张适度、渐进地改进现行制度。

作为封建制度的受益者，忠于君主才是他的本性。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基于维护君主制的努力。因此，他一方面赞同维新变法，但他威胁君主政体的言论却颇具意义。地面冲突。

他请光绪删除康有为书中鼓吹民主和西方宪政的内容。他认为“凡是有关孔子变法称王的言论，都应该明确下令紧急删除，其实与人心、风俗习惯有很大关系”。

虽然他主张学习欧美，但中国固有的制度是不能打破的。改革只能作为对原有制度的补充和借鉴，是维持清廷统治的工具。所谓“中华立于德、立于教”。国家之基，其轮廓恒久，其名万古。”

他非常厌恶一味照搬西方的政治制度，因为这与他“忠君”的理念相矛盾。因此，他强烈反对改革派所主张的公民权利，指出：“如果议会开放，人民有权力，但国王没有权力。”

孙家鼐及其在晚清变局中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一些具有进步思想的老官僚在新思潮冲击下的矛盾心理。表现在欲退、欲进、犹豫犹豫、犹豫不前。我们在学习西方各种先进制度和政策，包括政治制度的同时，又害怕损害中国现有的国家制度。

但相比之下，他却是这类人中更为激进、头脑清醒的实干家。他首先是要做一个封建制度下的好官，在不影响内心固有观念的情况下，努力学习和实践西方先进的制度和结构，与旧式官僚体系有很大不同。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孙家鼐最可贵的就是他能够以开放的心态看待外国事物。他主张实业救国，积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尤其是进入20世纪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重大变革中，以人为本的思想比重有所提高。不过，与改革官制、裁撤六部等激进做法相比，他选择了更为温和的做法。

例如，当朝廷试图制定宪法时，他根据西方三权分立和司法独立的思想改革了朝廷原有的政治制度，并组织在各省设立了议会，允许新兴阶级加入他们，以便他们能够“排除皇帝的阻碍”。这对于实现上下沟通的功能，适应舆论对各级政府的监督作用，在当时具有重大的进步意义。

绿水青山，让老人舞风月；

于紫辰黄阁，观我子谢掌阴阳。

在他看来，国家大事和家庭大事本质上是一样的。关键是要不忘初心。心态平和最重要。凡事不刻意的去做，做自己应该做的事，一切顺其自然，顺势而为。我们就从这副对联开始吧。我们也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意图。

遗憾的是，孙家鼐留下的文字作品并不多，他的诗歌更是凤毛麟角。据说在义和团战争中全部被毁。流传于世的奏疏寥寥无几，但他的书法仍然时常可见，不仅可以看到他高超的书法功底，而且还可以从内容中窥见他的个性。

“向日葵奉献于阳光；竹松习惯了夜晚的霜冻。”这是他所写的一副对联，用官阁体楷书书写，端庄、秀丽、飘逸。他用向日葵来象征他对清朝的诚意。趋势；像竹子、松树这样能经受霜冻、风雪的树，一定要保养晚季。

而当年送给他的这副对联，也是他的为官准则：“欲能则学，欲知则问；身如玉，口如紧”。一个瓶子。”言语清晰却蕴含深刻的哲理，体现了他能够为朝廷各方服务的原因。得到势力认可的诀窍，也是他事业的基础。

青云的官场，王朝的荣耀，孙家鼐的一生。从入仕到入仕，状元的称号让他比其他人有了更高的起点。除了在湖北升任学政官员外，他几乎没有在外做过官。在中国和朝鲜一直稳步前行，这二十年里，他终于成为了朝廷的重臣。

然而他并不是一个危急时刻能够力挽狂澜的大臣。他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深知为官之道，就是循规蹈矩，进取创新；他支持创新，但反对革命。无话可说，只是突然出现。虽然价格昂贵，但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一件很棒的礼物。”他的声誉非常好。

尤其是在旨在变法强国的变法运动中，他不像康、梁那样激进拥护皇帝，也不像李、张那样拥护皇后、自保。第三方势力，这也是他能够掌权数十年的真正原因。

他不是朋友，不是拉帮结派，他为人正直，成熟稳重，谨言慎行，无私正直，恭敬勤奋，敬业奉献，努力工作。作为中国传统士大夫，他在动荡的朝廷中受到各方势力的依赖和尊重。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尤其是在那个动荡的年代，更是传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