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时间虽短的原因(戊戌变法持续时间仅103天)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东国诏书》，标志着1898年维新运动的开始。并斥责保守派部长：

“我仗着晚年忧国忧国，以为旧规必须坚守，新法必须废弃。大家都在颤抖，空话无济于事。现在的情况就是这样，而国家如此，若仍用未经训练的士兵，有限的俸禄，则无兵；有实学，无良师，怎能强弱不相容，贫富不相容？同等级别的，如何能够真正掌控门框，强化铠甲和士兵？”从那天起，光绪帝在维新派的协助下，多次颁布法令，实行新的政策。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变法失败，共103天，史称“维新百日”。现在，回顾一百多年前的1898年维新运动，它的历史贡献是什么？它有什么局限性？

1898年的维新运动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旨在富强中华、抵抗侵略的变法运动。光绪帝、康有为等维新派希望中国发生重大而迅速的变革。1898年的维新运动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却有很大的局限性。许多措施不符合当时的国情，其失败是必然的。退一步讲，即使没有慈禧的干预，这场改革运动也不会走得太久、走得太远。

然而，用一棒子把1898年的维新运动打死，显然是不公平的。103天的维新运动仍然为中国注入了新鲜血液，其贡献是巨大的。主要有几个方面：

一，戊戌维新在政治上要求改变封建专制君主制度，建立近代的君主立宪国家。

中国本来是一个封建国家。经济上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政治上实行绝对的封建专制君主政体。在文化教育方面，崇尚儒家伦理，实行八足科举制度。这一制度远远落后于英法等迅速发展的现代资本主义国家。

如果你落后了，你就会被殴打。因此，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抵御外来侵略屡战屡败。事实证明，传统的封建制度在现代世界已经无法生存。西化主义者已经意识到外国的先进性。他们用西方的方法造大炮、造船、开工厂、修铁路。然而，洋务派并不想从根本上改变旧制度。他们只是想了解西方在神器层面的实力。这就是“作为一个整体来学习”的概念。“西学为实用”的实际意义。

改革派的先进点在于，他们认识到神器层面的某些改变根本无法拯救中国，必须进行根本性的制度改革，将传统的封建专制农业国家转变为宪政的现代工业国家。君主制。因此，他们主张“大变”、“速变”、“全变”，大大超出了洋务派所认识的变迁范围。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皇帝统治人民，垄断一切。他的权力是不可分割的、不受限制的，排除了人民参与和讨论政务的权利。这是不公正、不平等、暴政、动乱和腐败的根源。因此，维新派强烈要求改变专制制度。他们借用了法国启蒙思想，融入了卢梭的“公共契约论”。谭嗣同一针见血地指出：

“民生之初，并无君臣之说，皆为民。民不能互相治理，也无暇治理，故共同养一民为王……夫说他们共同养育，然后先有民，后有王。叶王末，民为根本，天下没有任何理由会害民。……民岂能因君而害！若说齐养，则必同废。君为民办事，臣亦为民办事。人，是辅政民政的人，事不成则可以变人，这也是天下的通则。”这种言论在当时是非常大胆新颖的，充分揭露了帝制制度下的悲惨现实，直接斥责清朝的统治“如黑暗地狱，无法无案，无有记载”。只会引起人们的愤怒。”

尽管改良派的主张客观上只能为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分享权力开辟道路，但从当时的情况来看，他们并不能真正拯救中国。然而，改革派力图限制君主的权力，摆脱专制主义的束缚，这无疑是一个重大进步。人们只有不相信君主政体的神圣性，从专制皇权中解放出来，才能前进。因此，1898时代的思想解放为许多知识分子的进一步革命创造了条件。

二，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经济上倡导民营企业，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洋务运动期间，中国也出现过工厂、矿山、铁路等近代企业，但数量较少，且多为官营、官监商办机构或官商联盟。私营企业没有受到保护。

1898年维新运动第一天，光绪皇帝下令各省设立商业局。这是审查员王鹏云提出的意见，“请于各省会设立商务局，由各商公举殷实稳健，素有声望之绅商，派充局董，驻局办事”。不久，光绪两次谕令刘坤一、张之洞在上海、汉口试办商务局，创立商会。

不仅如此，光绪皇帝还在他的圣旨中鼓励民众写新书、制定新法律、制造武器、授予专利，甚至在民间建立枪械工厂。连枪厂都允许私营企业创办，更不用说其他私营企业了。

后来，光绪皇帝在北京设立农工商局，并命各省设立分局，“分工制造，扩大利权，造福百姓”。虽然这一系列保护和鼓励私营工商业的法令大多因保守派的阻挠和拖延而未能实现，但私营企业的法律地位却不可动摇，对私营工商业起到了重大的鼓舞作用。

因此，1898年维新运动以后，中国的资本主义初步发展起来。洋务运动时期创办的近代企业80%以上是官办、官办、商办、官商合作。1898运动前后三年（1897-1899年），中国兴办厂矿54家，资本621万元，其中商业企业占70%。私营企业已成为工商业的主流。

三，戊戌维新的贡献还在于废除了八股文，改革科举制，提倡学习西方，实行近代教育制度和文化措施。

改革派非常重视人才的教育。康有为强调：“欲任天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急于教育。”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

科举制度和八篇文章就是禁锢思想、脱离现实的典型例子。知识分子只有阅读古代儒家经典，按照固定格式写文章，才能获得高官和丰厚的俸禄。改革派对此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严复说：“八姑选拔士人，使天下人把时间浪费在无用的地方，毁了节操，愚昧无知。长辈虚荣，别人心智昏暗，上位者不足以辅佐天下。”国，底层者不足以救事。”改革开放时期，像这样批评科举八股的尖锐言论比比皆是。

维新派在反对科举八股的同时，也提出了重西学、学以致用的主张。在教育文化方面，他们首先主张兴办新学校。光绪帝在《明朝》诏书中特别指出“京师大学，乃各省倡议，应先行”，并下令各地筹建大学、中学、小学及各种专业。学校。

其次，科举考试不再使用八足文，而是取代了科举政策论。“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效为主，不得凭楷法之优劣为高下”，同时开设经济特科。

三是鼓励办报，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办理事务。“每份报纸的风格应该以陈述利弊、向公众开放为基础。国内外的时事都可以毫无保留地根据事实陈述。”此外，他还鼓励翻译书籍，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徐世民写信发声，开拓舆论。

在朝廷的大力倡导下，社会风气日新月异，学校、报纸、社团纷纷成立，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势不可挡。1898年维新变法七年后，延续数百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现代教育制度取代了传统的封建教育，报纸等大众传媒日益普及。

戊戌维新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上动摇或部分改变了封建制度的某些方面，为中国近代化开辟了道路。但同时也要看到维新派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性。

康、梁等人在变法运动中表现得天真、脆弱、动摇、冲动、盲目乐观，缺乏深远的计划和实际行动。有很多事情是他们应该做的、必须做的，但是他们却没有想到去做，或者做不到或者不愿意做。当时维新派的种种错误、缺点和短视，需要通过阶级分析和历史分析来认识，不能对前人要求太高。

1898年维新时期，新旧势力对比鲜明，保守势力势力强大。1898年维新运动的骨干大部分是青年知识分子，要么是候选人，要么是学者，要么是中下级官员，没有地位、权力和威望。他们感受到国家危难、人民贫困，怀着救国安民的理想，挺身而出，以天下为己任。

维新派实力较弱，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光绪皇帝身上，认为只要说服皇帝本人，同意实行新政，就能克服一切阻力。他们低估了纠缠不清的保守势力。保守派方面，慈禧太后独揽大权，孤傲专横，而下面的大臣和封建官员则顽固不化，墨守成规。

保守派对戊戌变法期间光绪帝颁布的新政法令不执行、不处理，拖延政策的实施。但他们对改革派又嫉妒又嫉妒，公开是水火不容的敌人。所以，慈禧太后一声令下，光绪帝被捕，六君子就等着被杀。改革创新的大厦突然倒塌、倒塌。因此，1898年维新运动失败的悲剧有其深刻的根源，也是历史的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