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 邓攀(西安邓波)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家邓白金】

岁末年初，古都西安的COVID-19疫情牵动着每个人的心。近期，网络上出现多起非COVID-19患者“看病难”的报道。

由于这些患者处于疫情控制区，他们在外出就医前往往需要向多个公共服务部门寻求帮助。当他们前往本应在封闭管控区域收治普通百姓的定点医院——“黄码医院”时，却遭遇医院临时提高疫情防控“门槛”。即使按照要求48小时内出具核酸阴性证明，也无法多次就医被拒绝。

一名大学生网友称，他因发烧被多家医院发热门诊拒绝。他甚至站在医院的扩音器下大喊“发热患者请向前移动50米到本院发热门诊就诊”。工作人员以“本医院没有开设发热门诊”为借口。更有什者，网上出现消息称，一名怀孕8个月的孕妇因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流产。

种种消息让我们仿佛回到了两年前的武汉，那个令人心酸的除夕夜。国家卫健委高级别专家组成员、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原首席科学家曾光表示，“西安的疫情是武汉封城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事实上，与两年前的武汉不同，西安目前医疗资源充足。截至目前，陕西省有四家定点医院专门收治COVID-19患者，其中包括西安市胸科医院和西安市人民医院航天院区两家市级医院。空军军医大学（原第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唐都医院，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第二附属医院，代表了当地医疗乃至医疗的“第一梯队”整个西北地区、陕西省各省级医院尚未投入资金用于治疗COVID-19患者。仅派出少量医护人员参与基层核酸采集和支援定点医院。可以说，西安医疗资源充足，距离武汉发生的“医疗挤兑”还很远。

那么，西安医疗资源配置存在哪些问题呢？

应急预案：“纸质资源”难以变现

早在疫情之初，西安就列出了两家“黄码医院”和三家“黄码病房”，收治来自封控地区有常规诊疗需求的人员。随后又增加了许多更高级别的医疗机构，例如与当地政商关系良好的高科技医院和国际医疗中心。这是两家股份制医院，均由同一大股东拥有。他们的建筑风格与长沙万家丽相似。他们聘请了许多当地公立医院的名医。

这些“黄牌医院”可满足慢性病患者的血液透析、肿瘤放化疗、分娩及消化道出血、主动脉夹层和急诊心脏手术等紧急医疗需求。每家“黄码医院”看上去都实力雄厚，甚至可以做复杂的心脏手术。

但雁塔区只有一家定点医院，当地疫情最严重，封控范围最广。这是西安一家业务实力无可比拟的三级甲等医院。患者跨地区救治，面临院前急救、社区志愿服务人员不足等各种具体困难。这些纸面上的医疗资源对于封闭管控区的居民来说是很难实现的。

笔者联系了西安多位医护人员朋友，试图重构一位怀孕八个月的孕妇不幸流产的始末。据当地知情人士透露，孕妇到达收治孕妇的“黄码医院”后，在未获得孕妇最新核酸检测结果的情况下，该院产科启动了优先收治“绿色通道”。孕妇。医护人员“全副武装”，按照传染病三级防护标准为孕妇提供救治，并为孕妇开设了专用手术室和单人病房。接到诊断后，医护人员迅速为孕妇安排B超检查和胎心监测。仅用了半个小时左右，就将孕妇送入手术室抢救。

从这个过程来看，孕妇在见到产科医生后很快就得到了治疗。但此前，由于当地院前急救缺乏，以及定点医院相关信息披露不完整，孕妇无法通过拨打120、派车前往医院寻求帮助。就医过程花费的时间太长，“他们没有耽误在不应该耽误的环节”。浪费了很多时间，具体细节以官方调查结论为准。”

最新消息称，陕西省卫健委已将孕妇的遭遇定性为西安高新医院责任事故。相关责任人已被处理：总经理范玉辉被停职，门诊部、医务部相关责任人被免职。西安市急救中心党总支副书记、主任李强，西安市卫健委主任刘顺治均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最恐怖的医疗——被“理性经济人”掌控

西安孕妇节过后，社交媒体上某知名博主发布了据称属于涉事医院医护人员的聊天记录。然而，这段聊天记录再次引起了笔者的焦虑。聊天记录称，孕妇花了一些时间“确认24小时核酸检测结果”和“填写堕胎单”。同时，“医护人员”表示，仓促收治“黄码患者”，会导致疫情在医院蔓延。

这也印证了西安当地朋友的解释：一些“黄码医院”拒绝收治黄码患者。主要原因可能是医院刚刚收治确诊患者，需要对医护人员进行密切接触者筛查和消毒。地方。否则，仓促收治“黄码患者”，将会导致疫情蔓延。在此过程中，医院与社会公共服务体系之间存在严重的沟通问题。

当然，在面临人命关天的事情时，这样的解释很多读者很难接受，笔者也不服气。

作为定点医院，必须有完善的计划和培训，包括医护人员三级防护标准、防护物资和相关培训；专门为无核酸患者安排缓冲病房、专用CT等大型检查设备和专用手术室，合理设计院内患者移动路线，配备负压担架。定点医院应能够安全收治核酸结果未阴性的“黄码患者”，医护人员应熟悉针对“黄码患者”的各种预案。否则，医院在接收此类患者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恐惧和推诿的情况，从而耽误患者的病情。

笔者需要指出的是，医疗机构是一个庞大的组织，任何一个这样的组织都可能成为官僚主义猖獗的温床。由于医学的复杂性和实用性，当前医学人才的培养仍然没有摆脱中世纪的“学徒制”培养模式。同时，医院临床管理的核心是基于医疗系统内部的分级授权体系。这导致了“一级对一级的对上对上”一级的对手级别的对手级别对一级级别的一级级别医院里“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一级”的气氛，比政府机构更容易滋生官僚主义，严重时，这种官僚主义可能会凌驾于救死扶伤的使命之上。

去年这个时候，美国和日本的大量私立医院在COVID-19疫情最严重的时候关门，出于趋利避害的目的，避免收治COVID-19患者，这将造成环境消毒、封闭管理、隔离医务人员等巨大成本。在我国，绝大多数医院都是自负盈亏，这种道德风险也同样存在。笔者了解到，一些医院在收治疑似患者时也有畏难情绪，但表现得比较隐蔽，主要是加大防控措施。

例如，C地有两名确诊患者，A地新冠防控指挥组要求来自C地的人员实行“14·7”管理，集中隔离14天，居家健康管理7天，期间进行多次核酸检测。B医院无法达到“打铁还需艰苦奋斗”的目标。出于怕困难，它一步步加强了措施。即使是来自C地的患者，在A地长期居住，也需要在预约住院后等待147=21天才能获得收入。医院。这个时间间隔完全没有意义。

如果C地的病人因病情严重无法出院，那好吧，就住急诊科留观室。医院各病区均按规定设立“缓冲病房”，收治急诊无核酸患者或“黄码患者”，方案多样，规定明确。但这名患者在按照规定、各级“请示、报告”后，被安排在留观室接受治疗。观察室里有人来来往往。说实话，疫情蔓延的风险比单间“缓冲病房”要大得多。但经过层层“请示、举报”，闹事的风险在官僚机器里被稀释了，最多只能对付几个临时工。

计划外的

孕妇惨案发生后，1月5日，西安的一位朋友表示，他所居住的管控小区开始对孕妇进行统计。然而，这项努力应该更早进行。

其实，疫情期间，孕妇看病、生产时应该怎么做呢？早在2020年2月8日，国务院就发布了相关通知，提出了一系列具体要求。COVID-19大流行以来的两年里，中国大城市接连爆发疫情，而且这种情况已经长期存在。

2021年6月，广东省广州市也发生了一波影响广泛的COVID-19疫情。疫情发生后，广州对控制区3215名孕妇实行建档管理，其中202名孕妇在控制期间安全分娩。同时，覆盖的重点人群为226名注册透析患者。广州市在广港新城医院、荔湾区人民医院河东院区、省中医院芳村分院为他们提供专业透析服务。广州安排了专车接送这些重点人群和其他需要就医的患者往返医院。

2021年广州疫情期间，当地政府向疫情较为突出的荔湾区封闭管控区抽调420名医护人员，充实社区工作人员；从市级三级医院选拔270名医疗骨干驻扎在9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这支800余人的医护人员队伍，既负责患者筛查，又负责居家隔离人员的日常管理，有效保障了封闭管控居民的常见病、慢性病管理在社区内完成。

广州还向封闭管控地区的二级医院派遣了250名省市医院专家。荔湾区人民医院河东院区发热门诊紧急改造，配备移动车载CT。广州钢铁新城医院全面转型为收治非COVID-19患者的定点医院，并派出7支重症病例和院内感染病例医疗队入驻。在荔湾区18万人的封闭管控区域，广州市增派54名急救人员，加强院前急救力量（120支队伍）。

从纸面上看，广州分配给荔湾区封控区的医疗资源根本不如西安。都是二级医院。但广州通过相对科学的资源配置，保证了封闭管控区域居民医疗需求的“可及性”。虽然广州因疫情持续时间延长、部分核酸检测点秩序问题、部分社区管控期间安全问题等受到市民和网友诟病，但避免了社交媒体上居民难以寻求的通病药物治疗。

西安另一个引起诟病的话题是“发热患者就医难”。类似问题早在2020年1月末的武汉疫情时就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当时，武汉市于1月23日启动了7家COVID-19定点医院（主要是二级医院），并关闭了该市其他医院的发热门诊，包括知名大医院。此举的初衷是集中收治发热患者，有效隔离疑似患者，同时腾出有环境污染风险的大型医院进行环境消毒。

但此举进一步加剧了患者过度集中，民众看病更加困难。在中央指导组领导下，2020年1月24日发布《武汉市新型肺炎防控指挥部通告（第7号）》号“7号令”提出建立社区网络管理措施。社区负责排查发热病症，并送往就近的社区医疗中心进行病情筛查和分类。对于需要前往发热门诊就诊的患者，各区统一安排车辆送至指定发热门诊就诊。定点发热门诊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就诊；对于不需要去发热门诊的患者，各社区实行居家观察，由社区负责为市民提供居家观察服务。此举对于恢复武汉医疗秩序具有重要意义。

但武汉、广州等地的经验并没有在西安得到很好的体现。

“休闲应急结合”转化缓慢

2022年1月1日，根据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陕西省疫情防控指挥部陕西工作组指示，陕西省人民医院被确定为收治定点医院新型冠状病毒肺炎。24小时之内，陕西省人民医院3000张床位全部腾空。

治疗像COVID-19这样的严重传染病对医院设施有严格的要求。以住院病房为例，必须遵守“三区两通道”的格局。三个区域是洁净区、污染区和半污染区，两个通道是指医护人员通道和病人通道。

在标准传染病区，医护人员在洁净区、半污染区、污染区之间行走，需要经过缓冲区，医护人员在此更换防护服并进行消毒。缓冲区就像宇航员离开航天器或空间站时经过的气闸室。通过这样的功能划分，可以避免无防护的易感人群和值班医护人员的感染。

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急救医院）急救备用病房设计示意图

根据武汉的经验，综合医院被改为COVID-19定点医院。即使医院在设计之初就考虑了“平急结合”和“应急结合”，部分建筑仍需要增加物理分区，以实现“三区两通道”格局。

以吸取非典教训于2009年建成的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广东省急救医院）急诊备用病房为例。这个病房用于日常收治非传染性病人，一旦发生疫情可以快速改造。传染病隔离病房。病房阳台打通，成为病人通道。原病房走廊用于半污染区医护人员通行；部分病房可改为走廊之间的“缓冲区”。当然，这种设计在日常使用过程中的维护成本明显高于普通病房建筑。

此外，有条件的医院必须调整中央空调系统，以避免病毒传播。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发生以来，随着人们对疫情防控的高度重视，不少传染病区升级为“负压病房”。即通过中央空调系统的人工送风，使污染区的大气压力相对为负压，洁净区的大气压力相对为正压。这样，污染区的空气就不会流入洁净区，进一步阻止了病毒的传播。按照武汉的速度，综合医院转变为COVID-19定点医院。整个转变通常需要不到一周的时间。

据2021年1月新闻报道，西安市当时确定了17家定点医院，拥有符合“三区两通道”标准的传染病病房床位2900余张，救治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床位791张患者。各级定点医院储备防护物资，满负荷运行不少于30天。即使这些医疗资源没有投入到COVID-19患者的治疗中，西安目前也拥有足够的COVID-19治疗能力。这些医疗资源还可以投入“黄码医院”，救治控制区的普通患者。然而，这2900多张传染病病床并不是此次西安疫情中唯一迟到的纸质应急资源。

对“疫情预案”的思考

随后，广州卫生系统的一位朋友向笔者分享了去年年中广州对抗Delta突变的经历。他还反复强调：“工作中存在很多不足，群众意见很大；繁文缛节的兴起是不可避免的，每个人共享的信息是数以千万计的。你别泄露出去，我怕让人戳破脊梁骨。”

广州的方案并不是“一刀切”，需要因地制宜。例如，广州利用健康码、及时核酸筛查等高科技手段，“猎捕”重点人群，切断传播链。这使得广州的控制范围更小，控制范围内的人数比西安低一个数量级。也让一大批干部群众能够及时解除居家隔离，投身社区志愿服务。

从各地的经验来看，只有社区拥有充足的人力，才能保证调控期间居民的正常生活，才能保证调控的有效性。如果干部、职工、社区居民不能及时参与志愿服务，问题不在于社区居民缺馒头、缺菜。甚至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吉林通化疫情期间，该市保持着全国领先的医药基地，但患有慢性病的居民却在家中缺医少药。

此外，疫情防控过程中还必须考虑到各地区经济实力的差异。这也是很多地区的“预案”缺乏可执行性的原因。抗击三角洲期间，广州不仅控制了辖区充足的物资供应和大量志愿者，还采用门磁报警器、体温贴等高科技手段，减轻社区工作人员和医护人员的工作压力。面对社区和隔离酒店（可能存在隐形传播漏洞）不断出现的确诊病例，广州实施远程隔离，不惜租用高端酒店和度假村。

再比如上海的“精准防控”，常常让网络上的“云专家”捏一把汗。然而，上海之所以从未对所有员工进行核酸筛查，是因为每周有400万个“应检”用于及时了解风险人群的状况，所有的努力都投入到了未知的角落。

还有一些地区，管控人员的女性用品供应情况也经常被搜查。近期无锡小镇宜兴疫情期间，有专门人员负责保障控制区妇女、女医护人员和志愿者的卫生用品供应。当地卫生官员这是您理所当然应该做的事情。这也揭示了各类计划最重要的一点：无论纸面演习或小规模演习多么成功，如果无法获得大规模演习的预期资金，那就毫无用处。

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地方的负责人，要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这样才能避免在计划不足或预算不足时及时应对，而不是采取事后紧急措施开通“绿色通道”。这个成本太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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