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城为什么叫古中国(山西运城被称为古中国)
第三部分:后人论证
(一)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老师的观点
一、历史上有‘中国’之名,是尧、舜、禹建都之时。尧、舜、禹建都于今河东,故河东最早称为‘中国’。”
2.中国——思想形态和政治实体的形成
四五千年前,晋南襄汾存在着以“陶寺”遗址为代表的古代文化。人们用大石编钟、鳄鱼皮鼓作为陪葬品,反映出当时的社会已经发展到比红山文化更高的水平。阶段。他们使用了仰韶文化小口尖底瓶、真黎出现前的完整序列、红山文化红彩龙纹陶盘、陶盘等一批特征明显的器物。红龙图案从长江下游一直延伸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性质复杂。
据史料记载,夏代以前就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地区。“中国”二字也在这个时候出现,所以历史上有舜继位后想要“来(到)中国”的说法。后人解释说:“凡是皇帝所在的地方,都叫中国,所以才叫中国。”可见,“中国”一词原本是指山西南部的一个地方,即“帝都”。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江南的古老文化都汇聚于此。这很像车辆宽度聚集在轮毂处,而不是像光、热等向四周辐射。这样,我们所说的“中国”二字,就将“华与龙”包含在一处了。
三、中国统一理念从理想到现实
距今4000年至2000年间,夏、商、周经历了三个朝代,又称“三朝”,并被秦朝统一。《史记》曰:‘秦以兵灭六国,兼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五帝时代的‘中国’和舜的‘中国’。这个词的含义与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没有什么不同。您如何理解这个转变过程?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中国从理想到现实的统一,就是4000年前到2000年前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诗经》:“普天下,莫为王之土,陆之滨,莫为王之臣。”这是夏、商、周、秦王朝“争逐中原”的结果。自陶寺以来,山西(指晋南)正处于“诸鹿中原”政治大漩涡的边缘,社会生活相对稳定,经济文化相对发达。春秋时期有句谚语:“晋用楚材”。近年来考古发现表明,距今4000多年前至西周中期,晋代陶阁沿袭了陶寺文化的筒腹、三囊传统。这足以说明晋人在秦人的统一事业中起到了“垫底”的作用。晋南这片小片土地曾保存着7000多年前至2000多年前的文化传统。由此可见这个“主根”在中华民族整体根系中的重要地位。
4、苏丙奇老师在文章《迎接中国考古学的新世纪》中说:距今4500年前后,最高级的历史阶段移至晋南,晋南出现了陶寺文化。不仅达到了比红山文化晚期社会更高的“方国”时代,而且确立了其在当时各王国中的中心地位。相当于古代历史上的尧舜时代,即最早出现先秦史籍的“中国”,为中国奠定了基础。
5、国家历史的核心是多次重复的“古代国家、——方国、——帝国”的立体三部曲。与这个国家的形成历史同步发展的“中国”概念也经历了“三部曲”的发展。据古代历史记载,在民族众多的“尧舜时代”,各民族的“诉”和“贺”从四面八方来到“中国”,“中国”的原始概念就出现了。这只是承认所有国家之间都存在一个不确定的中心。此时的“中国”概念也可以说是“共识中国”。夏商周时期,由于方国的成熟和发展,出现了松散的联邦“中国”和“天下”。周天子“天下万物皆王之土,其土之滨莫为王之臣”的理想,因秦始皇的统一大业、秦国的形成而成为现实。2000年前的汉帝国。
以上均摘自苏秉奇《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仿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二)著名考古学家李学勤老师的观点
他在其主编文章《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中说:“炎黄素被尊为华夏始祖,‘华夏’一词从何而来?相传渭水古华山下有一个古老的农业部落盆人对“花”情有独钟,在彩陶上装饰花卉图案,以花作为图腾和族徽。在古代,“花”与“花”同音,也有阳光的意思,符合加上古代部落崇拜太阳、向往光明的普遍心理,所以“华”就成了这个古老部落的名字。在离中国不远的汾河流域有一片广阔肥沃的平原。西迁至此,他们不仅感叹这片土地的生长与美丽,还用他们的方言来表达,“夏”字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他们称这片土地为“大夏”,他们也成为了“夏人”据说,华夏人都是炎黄人的直系后裔,地理位置十分相似,文化特征也趋于一致,所以逐渐成为“华夏人”,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由此可见,“华人”与“夏人”是生活在河东地区的同一个中华民族祖先,汉代以后被称为“华夏人”。对于汉族来说。
(三)台湾著名历史学家姚荣龄老师对河东多次考察后认为:“中华”的“中”,指的是太行山系的中条山,“华”指的是秦岭山系的华山。而“华夏”一词中的“夏”,指的是我国历史上的大夏民族,它的繁荣正是以尧舜禹的活动为特征,其史迹范围就在河东一带。
(四)文化学者王学樵老师的观点
秦以前,部落聚集城镇,视城市为“国”,“国”有数千个。最早出现于尧、舜、禹时代,本义指“都城”,即皇帝建都的地方。皇帝定都的地方是“万国之中”或“中央王国”,所以称为“中国”。又因尧、舜、禹建都于郓城,郓城因此被称为“中国”。
古代已知最早的“中国”可以追溯到尧、舜、禹时代。陶寺遗址等地的考古发掘表明,当时国家的雏形已经存在。《帝王世纪》曰:“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所以,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帝都”都在河东。第一个被称为“中国”的地方只能是河东这个风水宝地。
有人认为,“中国”一词只能指河南,因为河南历史上被称为“中土”、“中原”、“中州”。这就缺乏分析了。“中国”这个名字自尧、舜、禹时代就有了。当时的都城是河东的平阳、蒲坂、安邑。正如之前引用的,《史记·五帝本纪》:“尧死了,服丧三年,(舜)成为中国的皇帝。”这里的“中国”应该是指平阳、蒲坂。虽然河南有很多地方很早就被称为“中国”,但它们并不是继尧、舜、禹之后“最早”的。至于“中土”、“中原”、“中州”,都是周、秦乃至以下才存在的名称,没有任何依据。(附原文)
(五)文化学者邓解放老师的观点
清代余乡县令顾月华等人在《余乡县《文庙崇圣祠重修碑记》中说:“中华之名,始于尧、舜、禹,中条五老,教其江河九书,统治天下,边都刚建立时,是以建中条的国家为中国,尧先让舜,舜继禹,皆属中都国,也称为中国。”既然China一词指的是“都城”、“帝都”,那么最早的“都城”、帝王的“帝都”在哪里,就应该是中国的起源。人们普遍认为中国的名字始于尧、舜、禹。那么尧、舜、禹所建的都城应该就是中国的起源。《阚骃十三州记》上曰:“蒲坂,尧故都,亦曾为尧都城,后迁平阳。”蒲坂是尧最早的“帝都”;尧投降舜,舜建都蒲坂。蒲坂指的是,这是玉祥;禹接受舜的禅让后,还修建了一座王城,即禹王城。这座王城后来被称为王官城的地方,也在虞乡境内。(见《左传》文公三年秦勃伐晋,又见《虞乡县志》王观成)。碑文中写道:“国家若依中文而立,则曰中国”。可见这里的中条、蒲坂、禹王城指的就是禹乡的地方。只有虞舜建立的部落联盟曾被称为“虞国”或“虞朝”。史家曾说是“禹、夏、商、周”。因此,习惯上说,中国的起源应该从舜帝开始。这一点可以从司马迁的话中得到印证:“夫君来到中国,完成了皇帝的宝座,成为舜帝。”司马迁这句话应该这样理解:舜帝行使帝位的地方就是中国。舜帝建都蒲坂,所以蒲坂就是中国。蒲坂,舜都,指虞乡。可见,早在2000多年前,司马迁就已将虞乡称为中国。
(六)1988年全国普通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史书记载,夏代以前有尧舜禹,他们的活动中心在晋南一带。“中国”一词的出现也正在此时,所以史称舜即位要“之(到)中国”。后人解释说:“帝王所都为中,故曰中国。”由此可见,“中国”一词最初指的是晋南一块地方,即“帝王所都”。而中原仰韶文化的花(华)和北方红山文化的龙,甚至江南的古文化都相聚于此,这倒很象车辐聚于车毂,而不象光、热等向四周放射。这样,我们所讲的“中国”一词就把“龙”和“华”总揽到了一处。距今四千至两千年间,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到秦实现统一。《史记》说:“秦以兵灭六国,并中国。”这个“中国”不同于舜“之中国”的那个“中国”,从词义上讲,已经和我们现在所说的“中国”没有什么不同了。
(七)2005年全国普通高考语文试题中有这样一段论述:考古学家在山西省垣曲县发现了商代城邑遗址,引发出商代历史地理上的一些重要问题。
中条山横亘在山的西南端。这里山势平缓,并没有想象中的悬崖峭壁。北临汾云盆地,南临黄河流域。从侯马到垣曲,横跨这两个地区。从地理上看,中条山处于中华文明发祥地的黄金地段。古代中国曾被称为“华夏”,“华”、“夏”都与中条山有关。“华”字出自华山。“中条之山,盖华月之身。”古人视中条与华山为一整体,但中条与华山之间隔着黄河。中文“夏”字源自“大夏”和夏朝。在考古上,它代表了夏代的“二里头文化”,覆盖了中条山两侧。史料记载,中条山北有“夏墟”,南、东有“夏府”。看来,夏朝的疆域确实横跨中条山南北。地理强调“人与地的关系”,夏人与中条之间的“人与山的关系”也应该有独特的内容。考古学家曾撰写文章讨论中条山的资源如何支持夏族的繁荣。至少中条山有丰富的铜矿,中部北侧还有巨大的盐池。历史地理学家写了很多关于河流滋养古代文明的文章,但山脉如何对文明做出贡献的讨论却很少。
山里的稀有材料,往往就是山里的重要价值。但从地理空间关系来看,山的意义大多在于阻挡或保护。从宏观人文地理格局来看,中条由北向南穿越与由南向北穿越的意义是不同的。中条山以北的汾云盆地是一个群山环抱、相对封闭的地区。这里的人们可以过上安定的生活,但要想获得大的发展,就必须突破天险,向南越过中条,进入黄河流域。再东进夷洛,春秋时期的晋国就是沿着这样的强国之路走的。相反,从南向北入侵中条,往往是强者入侵的行为。商朝的势力一度向北扩张。虽然具有改朝换代的政治意义,但并不是一场伟大的社会变革。
史书中记载的尧、舜传说大多位于中条以北,这可能暗示着夏人的起源。由于夏朝的强大影响,汾云盆地成为法制崇高的地区。要灭夏,商人必须渡过中条,占领汾云盆地。其意义不仅在于获得这片沃土,而且在于法制上最终征服了夏人。从动态的地理格局来看,苑渠商城可能是商朝势力横渡中条的进退据点。
(八)日本学者宫崎市定指出:“中国最古的文明,实兴于河东盐池附近。我想夏、商、周三代的国都大体上都位于消费河东池盐的地区,毫无疑问,盐池就是三代文明的经济基础。中国商业的起源也同盐有关系。最初的重要商品恐怕就是盐,最早的商人恐怕就是晋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