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加强基础研究人才培养(高水平研究型大学要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泉。建设科技强国、增强科技创新能力，必须夯实基础研究基础。基础研究不仅可以探索自然奥秘、拓展人类认知边界，也成为解决“卡脖子”问题的关键。只有根深，叶才能茂盛。没有清晰的基础认知、不明确的原理机制，就很难创造出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

2018年以来，教育部实施《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峰计划》建设一批前沿科学中心。通过系统深入地开展跨学科、跨领域交叉融合研究，争取前瞻性基础研究和引领性原创成果取得重大突破，大力支持重点领域自主创新，形成一批研究团队和成果。引领国际前沿科学发展的学术高地。

珠峰计划实施以来，高校获得70%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奖和国家技术发明奖，60%以上的国家科技进步奖，并率先完成50项%的“中国科学十大进展”。

总体来看，过去一段时期，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已成为基础研究的主力军。但面对全球科技竞争和国内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仍需加强有待进一步加强和优化。

需突破三大瓶颈

目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还存在以下三个不足：

一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组织力度不足。早期，高校基础研究以自由探索、兴趣导向、纯学术性、理性研究为主。虽然兴趣驱动的自由探索确实可以带来基础研究领域的一定突破，但当前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目标或支撑探索的重大科学问题需要有组织地开展。例如，深空、地球深处、深海等极端条件下的物质研究，无一例外需要有组织的大型科学项目的支持。

另一方面，现代科学研究和探索越来越强调学科的交叉。更大更深的跨学科研究不能完全依靠自由组合，需要有组织地进行。但当前科研资源分散、协调协作困难的现象依然突出。跨学科协作研究的体制机制尚不健全，重大科学问题的组织化科研模式尚需探索。高校和有关部门仍需加强引导制度和保障措施，确保有组织的大型科学研究顺利开展。

其次，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领域的前沿科学探索需要持续稳定的投入保障。

过去几年，国家和地方都加大了对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视和投入，包括上面提到的珠穆朗玛峰计划，以及在高校建设尖端科学中心等举措，为基础科学研究的发展发挥了作用。一个很好的推动力。

近年来，高校收到的科研投入增长较快，但来源大多是竞争性资金。五个国家科技重大计划项目中，除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列入部分基础研究内容外，均以基础研究为导向，明确支持前沿领域的自由探索。科研项目主要来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21年，中央财政基础研究支出增长15.3%，主要用于增加自然科学基金委、中科院基础研究投入。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投入增幅较小。例如，教育部将投资尖端研究。科学中心建设投资不增反减。

三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基础研究人才数量和质量仍需加快提升。统计显示，2020年，我国研发人员总数连续八年位居全球第一，但基础研究人员仅占8.2%。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和重大原始创新人才培养的氛围有待加强。

走自主培养人才之路

提高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要做到“有”、“稳”、“盛”。

所谓“有”，就是加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有组织的科学研究。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要从纯粹自由探索模式转向更加关注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战略需求，把加强战略科技能力建设作为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工作的主线。大学。

与此同时，当前知识生产和学科发展已进入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时代。高校要综合运用政策、资源、评价等方式，整合力量，协同各主体，打通学科边界，深化学科间的跨界交叉，产出产品。取得重大前沿科学突破。

至于“稳”，就是说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研究投入必须稳定。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基础研究的主力军，必须加大中央财政支持力度。这是一批高水平基础研究团队真正坐稳、沉下去、稳住的基础。

在保持“双一流”学科建设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珠峰计划，加强前沿科学中心建设，特别是在建设初期保持一定时期的稳定支持，引导前沿科学中心汇聚人才，启动凝练大科学计划，聚焦“0到1”原始研究、颠覆性技术创新和前沿技术探索，打造具有国际“领跑者”地位的学术高地。

地方政府对高水平大学的支持也要保持稳定，充分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让学校及时发现和扶持有潜力、有进步的人才和项目，形成更加有效、科学、规模化的布局。

三是“盘活”，加快基础研究高层次人才队伍建设。人才兴盛，科技兴盛。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高等学校特别是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必须发挥吸引和培养基础研究人才的主体作用，统筹规划基础学科人才引进和培养，建设一批基础学科培养基地，制定实施基础研究专项人才，建立跨学科发展引导机制，将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有效结合起来，提高服务国家重大战略的后备力量。（丁奎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