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老师是谁(富老师画画作品)

龚太平为学生拍摄毕业照。

很多人说，龚太平可能是武汉科技大学（以下简称“武科大”）“最有钱”的老师。

200万张学生照片占满了4台办公电脑的内存，备份需要10个2000G移动硬盘。3700张DVD和500多盘录像带一一连载。龚太平退休后，把它们收拾起来，整齐地装进四个大纸箱，贴上标签，堆放在家里的一个空房间里。乍一看，像是密封收藏品。

超过15000名学生走进了他的镜头，“整整40年的大学校园记忆”。

龚太平办公室的墙上贴满了校友毕业聚会的合影；桌子上堆放着几本厚厚的相册；还有两个移动硬盘连接到电脑上，里面有学生的照片。

当有人来拜访时，他首先会看墙上的毕业同学聚会照片。如果你问起照片中的校友，这位64岁的老师可以告诉你他们的名字、上过的课程、现在的工作单位……

1977年，全国恢复高考，改变了成千上万年轻人的命运。在湖北武汉，一名医学院老师今年也开始拿起相机，记录每个班级大学生的笑脸和时代印记。

40年来，高等教育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留下了什么……这一切都浓缩在龚太平的镜头下，也改变了他的人生。

龚太平看上去不像是一个说话很快的64岁退休老人。背上伤痕累累的背包里装着相机，里面塞满了电池和数据线。

在龚太平的记忆中，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时代：学生们刻苦学习，课下自习，在走廊的灯光下看书，渴了就跑到水龙头下，伸长脖子喝自来水；勇敢的女孩们，解剖课结束后，她们背着可活动的头骨和四肢骨回到宿舍，思考人体的结构。当中国女排取得连胜的时候，校园里一群人欢呼雀跃。有人从解剖室取出骨头，放在脸盆里。敲门声太大，被子都掀起来了，棉絮成片地从窗户上掉下来。

“如果我们用照片记录学生的生活、校园生活，二十年后、三十年后拿出来，会非常美丽。”20岁出头的龚太平认为这件事很有意义。

他买不起相机，只好厚颜无耻地借来学习。他花2毛钱买了一本《摄影的基本知识》，去照相馆和摄影师交朋友，偷偷学了一些技术。

没有暗房，他就把胶片夹在两块玻璃和一张感光胶片之间，藏在被子里，等阳光充足的时候，掀开被子，数着“一秒，两秒，三秒……””并通过感觉来控制曝光。时间。

后来，当他有了实验室后，他尝试将细胞染色体成像技术应用于肖像摄影。他配制药剂，控制剂量。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他已经能够像样地冲洗照片了。

1986年，龚太平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相机。严格来说，是实验室显微镜上照相机的镜头。拆卸组装后可以用作相机。

为此，他还提前向领导汇报了情况。领导觉得有人给校园拍照是件好事，没错。

实验室之外，学生和照片逐渐成为龚太平的生活轴心。

在保存下来的第一张黑白毕业照中，300多名学生站在水泥操场上，背景是三层教学楼。

无论走到哪里，他都背着相机给学生拍照、录像。通过沿途拍照，可以为学生打造五年的大学生活相册。一百多页的小册子按照时间线清晰地列出了故事：班级联合烧烤、春节联欢晚会、第一次实习……龚太平正沉浸在挑选影片和图画中，但往往一抬头，他就发现了自己的故事。发现外面漆黑一片。他把被子搬到办公室，累了就在办公室的沙发上躺一会儿。他总是在毕业前夕免费赠送CD和纪念专辑给学生。

越来越多的人知道学校里有一位爱拍照的老师。

学校有活动的时候，宣传部总是记得给他打电话，他背着相机包就冲了过来。有时，没有人邀请他，但他知道有活动，就会去那里。很多学生都记得拍毕业照时的一个场景：学校聘请的专业摄影师在中间拍照，龚老师的三脚架被放在一边拍照。

一位校友开玩笑说：“感觉没有宫老师的活动都不像活动了。”

有一次班级特意邀请他拍毕业照，他非常高兴。他架起三脚架，看着镜头，对着数百人的队伍喊道：“右边的同学往左边挪一点，好不好。”过了一会儿，声音又提高了几个分贝，“为什么有的学生表情这么严肃？是不是因为宫老师欠你三百斤大米还没还呢？”此言一出，大家都笑了。

临别前，我们一起吃了顿饭。同学们互相搂着对方，互相诉说着大学里的糗事。说着说着，眼泪不知为何突然就流了下来。龚太平举起相机，红着眼睛，拍着学生们互相告别的情景，边拍照边哭。

照片中的校园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变化。从毛坯房搬到了新楼，从红土足球场变成了塑料跑道。龚太平的相机从胶片相机变成了数码相机，照片从黑白变成了彩色，还购买了专门的打印机。

对于所有照片，他都会仔细注明拍摄时间和内容，并分类存放在硬盘和电脑上。有时他会看到其他老师扔掉的照片，他会收集它们。

摄影展逐渐展开。龚太平整理打字，联系厂家，把照片打印在展板上。他自费做了10多次。最热闹的时候，吸引了数千人前来观看。他还制作了一张来自武汉大学的明信片，回国后寄给校友，寄给学生。

有一次，校长接待了一位从德国飞来的导师。说话间，他想起了他，对身边的人说道：“赶紧给宫老师打电话，让他过来帮忙拍张照片，把他亲手做的明信片也带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当一张张照片被摊开仔细欣赏时，龚太平看到了大学教育改革中“鲤鱼跳龙门”最生动的例子。

1999年，高等学校扩大招生。数据显示，到2005年，农村大学生数量增长了6倍，首次超过城市大学生。

在1999级的毕业照中，龚太平认出了本科八班的李强（化名）。这位来自湖北仙桃的农民儿子每年暑假都会早早赶回家，帮父亲摘梨。父子俩把一筐筐的梨运到镇上卖掉。没有人愿意花掉自己赚的钱，而是把所有的钱都留着交学费。李强参加工作后，不到两年就考上了研究生，留在了省内一家三甲医院。

来自福建的年轻人张明（化名）也抓住了时代机遇。他的父亲卖猪肉，母亲务农。最困难的时候，一家人连一个月的生活费都负担不起。五年来，他除了上课，还待在实验室、自习室、图书馆，努力获取知识。十二年后，龚太平在一次学生婚礼上认识了他。他已经是福州一家医院的外科骨干，娶了老婆，生了孩子，在繁华地段买了房子。照片中看不到那个害羞的乡下男孩的影子。

“‘穷苦人家出身的富家子弟’的例子太多了。”龚太平点开毕业照时有些自豪，“每一张照片背后都有一个故事。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去过哪里。几十年来，积累都在上面。”

这段经历让龚太平开始观察照片背后更深层次的教育问题。

新生于鑫（化名）刚刚结束军训，父亲在煤矿遭遇山体滑坡身亡。龚太平整理了于欣军训学习的照片。最珍贵的是开学时父女俩一起被抓的场景。照片中，她的父亲穿着深色衬衣，提着装满被子的大箱子，弯腰陪伴她，耐心等待她办理入学手续。

雨馨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回到学校后，宫太平把她叫到了办公室，递给她三张照片，“这两张是你和你妹妹的照片，上面有你父亲的照片，另一张是你母亲的照片。”……你和我姐姐都在国外留学，就让这张照片替你陪在你妈妈身边吧。”

雨馨把手放在唯一一张和父亲的合影上，哭了。

龚太平翻阅了学生档案，发现班上一半的学生都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他做了一个记录员的尝试，给96位家长寄了“家信”，写了96封手写信，记录了学生的每一个细节，给数百位家长打了电话。正因如此，有人质疑我：这位老师是不是太宽容了？

当他临近退休时，学院觉得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校友，所以重新聘请他担任校友办公室主任。这份工作没有工资，但他感觉很开心，仍然可以做与摄影相关的事情。

2018年暑假期间，为了筹备医学院校庆，64岁的龚老师在25天内打了1000多个电话。最累的时候，双腿肿得连打开办公室门的力气都没有，吓出了一身冷汗。

2018年10月26日，学校庆祝建校120周年。他制作了回国校友的相册，精心包装在透明袋子中。

学生们的记忆拼凑出以下细节：龚老师很少出差，周末和节假日最喜欢办公室；他去食堂吃饭，每顿饭只花几块钱；一双皮鞋可以穿好几年；有一次他去看校友，回来的时候我得打车，但口袋里只有十多块零钱，院长临时出手相救……

但“穷老师”总是注意保持办公室干净明亮，衣服整齐，还在接待台自制的纸箱里放了几朵鲜红的人造花。

他总担心有些同学回来会说：“哎呀，宫老师怎么这么老了？”

有校友评价他：“他热爱母校，对学校的感情之深远超其他人。”2011级临床医学班班长陈伟用“博爱”来形容龚老师，“他不仅对自己的学生好，对其他学院也很好。”对学生来说也有好处。当我遇到参观学校的校友时，我会为他们拍照并向他们发送电子邮件。”

但这种不求任何回报的集体价值，总是与这个时代形成巨大反差。

40年来，他对自己的总结是：恪守良心，无私欲，不占任何便宜。他一直希望能够向学生和来宾展示学校的风光和文化。

他觉得不是自己太宽容，而是社会价值观变化太快。“我找人监考的时候，第一件事就是问我有没有钱。好像没有钱，就没有人管这件事了。”

“但如果你是唯一坚持这种价值观的人呢？”说到这里，他眼睛一眯，叹了口气，重重地靠在椅子上，“很孤独。”宫老师看着手中的茶杯，脸上流露出与年龄相对应的暮色和放松。

在忙碌的一天的校庆之后，那是一个温暖阳光明媚的下午。微信群里的消息不断响起，校友不断刷新屏幕：谢谢龚老师，谢谢学院，谢谢母校。回家真好。

他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一言不发，看了几个小时，脸上写满了幸福。（记者雷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