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运动明治维新的比较(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为何结果大相径庭-)

头条的读者朋友们，今天开始我们来看看（商兆琦教授）讲述日本的明治维新，“以日本为镜，重新审视旧中国的历史命运”。（由于文章篇幅较长，建议收藏阅读）

首先让我们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明治维新与洋务运动有什么不同？

中国的洋务运动有一个指导精神，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是说西方在科技方面比我们强，所以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科技。但在文化和制度上，我们比西方更好，没有必要向他们学习。中国的知识是不可动摇的基础，而西方的知识只是应用。这就是所谓“国学为体，西学为用”。

相反，明治维新还有一个口号，叫“文明开化”。当时的日本人认为，只有欧洲国家和美国是文明国家，其他国家（包括中国和日本）都是愚昧的半文明国家。日本人想以欧洲文明为标准，努力变得像欧洲人一样。因此，他们不仅学习西方科学技术，还努力吸收西方文化、制度和观念。

这样，10年、20年后，中国只能学到西方文明的表面，而日本则学到了西方文明的精髓。

这样的教学你熟悉吗？这是我中学时的历史老师告诉我的，我想你们的历史老师也可能告诉我同样的事情。

这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如果我们继续问，为什么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的指导思想如此不同呢？为什么当时的日本人能如此轻易地接受西方文化和制度，而当时的中国人却如此顽固？

很多人可能对这两个问题不太了解。

我想大家可能知道，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分析两场运动领导人的理念差异应该是回答上述问题的关键。

今天我们先分析一段对话，以这段对话为线索，看看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是如何向西方学习的。

一、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领导人的会面

这次谈话的两位主角是李鸿章和日本驻华公使森友礼。

李鸿章大家都很熟悉。他是清朝末年的重臣。历任直隶总督、北洋尚书。他也是淮军的创始人。他镇压了太平天国运动，后来建立了当时亚洲最大的北洋水师。然而，在1894年至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签署第：010至号条约，将台湾割让给日本。

你可能对森宥利并不熟悉。他姓森，来自森林，名叫伟力，为人彬彬有礼，彬彬有礼。18岁时，他被秘密送往英国留学，后来又被送往美国。

森友礼留学三年后，德川幕府垮台，明治新政府成立。回国后，主持外交工作。25岁出任驻美国代理公使，后又担任驻华公使和驻英国公使。

除了外交活动外，森友里还热衷于启蒙教育。他创立了著名的启蒙思想团体“明六社”，专门介绍和普及欧美思想。福泽谕吉等明治时期的主要知识分子都是这一群体的成员。

他还创办了著名的一桥大学，并担任日本第一任文部科学大臣。他是一位西方主义者，曾主张废除日语，以英语为国语。后来因民族主义者的仇恨，43岁时被暗杀。

1875年11月的一天，52岁的李鸿章在保定直隶总督府会见了28岁的森友礼。这两个人的年龄相差24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两个轮子。

两人见面主要是讨论朝鲜问题。然而，在会谈间隙，两人还就明治维新问题展开了口水战。不过，两人争论的焦点并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而是服装改革等看似微不足道的问题。

让我们看看他们两个人的对话——

李鸿章：对于贵国近来所举，甚为赞赏。独有对贵国改变旧有服装，模仿欧风一事甚感不解。

森有礼：其原因很简单。我国的旧式服饰。我国的旧式服装宽大，但不轻便，适合无所事事之人，不适合辛勤劳作之人。欧洲样式的服装简单便利，于是我们就舍旧换新了。

李鸿章：传统的服饰体现的是对祖先的追怀之意，子孙应该珍重，万世保存才是。

森有礼：如果我国的祖先至今尚在的话，他们无疑也会做同样的事情。1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乘船来到唐朝，看到贵国的服装优点就加以采用。现在，我们发现欧式服装比唐朝的服装还要便利，于是决定改穿欧式的服装。因为善于学习别国的长处，一直都是我国的好传统。

李鸿章：贵国祖先采用我国服装乃是最贤明之举。我国的服装织造方便，用贵国原料即能制作。现今模仿欧服，要花很多冤枉钱的。

森有礼：虽然如此，但依我等观之，要比贵国的衣服精美而便利。像贵国发辫长垂，鞋大且粗，不太适应我国人民。关于欧服，从不了解经济常识的人看来，虽费一点，但勤劳是富裕的基础，懒散是贫困的源头。正如阁下所知，我国旧服宽大但不方便，我国不愿意怠慢致贫，而想要勤劳致富，所以就只能舍旧就新。现在所费，将来可期得到无限报偿。

李鸿章：话虽如此，阁下对贵国舍弃旧式服装，仿效欧洲习俗，抛弃独立精神而受欧洲支配，难道一点都不感到羞耻吗？

森有礼：毫无可耻之处，我们还以这些变革感到骄傲。因为这些变革绝不是受外力强迫，完全由我国自主决定。正如我国自古以来就擅长学习他国的长处。

李鸿章：我国决不会进行这样的变革。只有军器、铁路、电信、机械，这些我国必要而且是西方最擅长之物，才不得不采之于他国。我们决不会改变中国的传统习俗。

森有礼：凡将来之事，谁也不能确定其好坏，正如满清入主中原之时，不也曾强令“剃发易服”吗？当时不也遭到很多抵抗吗？

李鸿章：此乃我国国内的变革，我们决不用欧洲的习俗。

大家应该知道，清朝初期，中央政府颁布了剃发令，强制所有男子剃光头，留辫子。那些不服从的人将被斩首。所谓“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从这一点来看，森友利对中国历史有一定的了解，但不知道李鸿章对当时的日本历史了解多少。

两人的争吵最终不欢而散。应该说，在这场争论中，比李鸿章小24岁的森友礼占据了上风。

如果我们分析这段对话，我们可以发现，森友里的态度实际上代表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普遍态度。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主要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尊重和推崇，但当然也有怀疑和离心的倾向。例如日本向隋朝、唐朝派遣使者，在宋朝则派出留学僧人到中国学习。他们虽然符合中国的文化和制度，但还没有盲目到完全接受。日本一直有意识地、有选择性地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以我为主。

然而，到了近代，中国很快就落后了。中国在两次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对日本人的影响是巨大的。他们放弃效仿中国，转向西方。

他们不仅进行制度改革，而且不断学习西方科学技术。此外，他们还改变了文化传统和生活习俗。森喜朗的论点就体现了这一点。

二、为什么两国政治家在服饰问题上态度截然相反？

这里让人好奇的是，李鸿章为何如此关心服饰改革？在我们当代人看来，穿什么样的衣服不是无关紧要的吗？

如果你喜欢穿西装，就穿西装。如果你喜欢穿唐装，那就穿唐装吧。这些都是无关紧要的。但是，对于李鸿章和以李鸿章为代表的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服装样式关系到了文化正统性和生活方式的问题。

我想大家都知道，中国也叫“华夏”，中华民族也叫“中华民族”。但你知道“华夏”是什么意思吗？

据古人所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是华美的意思，指的是衣冠服饰的华美；夏是大的意思，指的是礼仪的广大。

在中国古代，服饰是礼仪文化的重要标志，是区分文明与野蛮的重要标准。所以李鸿章认为，如果放弃自己国家的传统服饰和服饰，效仿西欧，那就是放弃自己的文明和文化，背叛祖先的遗产，甘心成为西欧的附庸。

因此，当时不仅是李鸿章，其他关注明治维新的中国知识分子也多次指责日本效仿西欧改变服饰风格的做法。

这是因为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都是儒家信徒。儒家信徒相信孟子所说的——》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我只听说过有人用中国的礼仪来教育夷人，但没有听说过有人同化夷人的风俗习惯”。

儒家思想又称“孔孟之学”。中国信奉儒家的学者，不敢违背孟子的教义。

可以说，中日两国政治家在变更服饰问题上的截然相反的态度，反映出了洋务运动和明治维新底层逻辑的截然不同。

洋务运动的领导人认为，在军事装备、铁路、电讯等方面向西方学习可以，但模仿欧洲的服装风格是不可取的，改变政治制度和政治制度更是大逆不道。文化习俗。

因此，洋务运动只是在军事和经济方面采用了一些西方科学技术，而根本没有触及政治制度、经济结构和思想文化本身。因为对于当时的中国人来说，这些都是根本性的、不可动摇的部分。

那么明治维新呢？明治维新实施的改革不仅包括引进西方科学技术，还涉及政治制度、社会习俗、经济结构、法律、学术、文化、工业、教育等各个方面。甚至可以说，在政治、文化、经济、生活等方方面面，包括方式，日本都要向欧洲看齐。

这一度成为明治新政府的基本国策。请注意，我说“一度”是因为到明治时代后半叶，欧化或西化不再是明治政府的国策。

三、为什么洋务运动与明治维新的改革差异巨大？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两者改革范围出现如此大的差异呢？我认为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主持变革的领导者不同；其次，改变的目的也不同。

我们先看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曾国藩、李鸿章、张之洞，他们都是金榜进士。用今天的话来说，那些就是各省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高考状元。

从出身来看，这些人都是拥有一定规模土地的地主，或者说“士绅”。这是必要的。在古代，一个人必须有一定的土地才能读书。你可以想象，一个人如果天天为生计发愁，就不可能读书，也不可能参加科举考试。

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出身于地主家庭。他们从小学习儒家思想，取“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些东西奉为了人生的准则。”

他们虽都是士绅官僚，但本质上都是农民，而且都重农轻商。他们瞧不起商人和工匠。

你可能不知道，在中国历史上，商人常常受到限制。他们连科举考试的资格都没有。他们有钱，但有时会受到歧视。

看完了洋务运动的领导人，我们再来看看明治维新的领导人——西乡隆盛、木户隆吉、大久保利通。这三人最为著名，被称为“维新三杰”。

他们是领导明治维新的大人物，后来由他们的弟弟伊藤博文、山形有友等人继任。

从年龄上看，明治维新领导人普遍比洋务运动领导人年轻20岁以上。例如，森友里就比李鸿章小24岁。

从出身来看，这些人竟然都是地位较低的下级武者。

在德川时代的日本，因为没有科举制度，一个人没有办法通过读书和考试来改变自己的命运。整个社会缺乏向上循环的阶梯和渠道。你出生时的地位决定了一切。如果你出生在下层武士世家，那么无论你有多么的才华横溢，才华横溢，基本上都无法克服身份的限制。

下层武士普遍对这种地位制度不满。

此外，武士都居住在城市中。他们过着城市生活，每天都与商人打交道。他们靠死工资过活。由于地位低下、缺钱、没有野心，一旦政局不稳定，这些人就会立即出现，要求打破现状。

正如我们在新闻稿中提到的，当时中国的传统面临着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国内发生了以太平天国运动为代表的内乱。大家应该知道，太平天国是反儒的。对外，有来自西方列强的压迫，这不仅是军事、经济上的压迫，还有基督教文化上的压迫。

因此，当时洋务运动的领导人坦言，发动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吸收西方文物，以捍卫尧、舜、禹、唐、文武、周、孔之道。

对于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人来说，儒家思想所倡导的生活方式、世界观、价值观是绝对的真理，具有无可置疑的绝对权威。洋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在西方文化的文化冲击下捍卫儒家思想以及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生活方式。

与洋务运动相比，明治维新有两个主要目的。

第一，废除封建制度，打破旧的身份制，创造一个人人平等、没有身份束缚的近代社会。

第二，以欧洲为师，引进先进的制度和技术，推进本国的文明化，使日本不逊色于外国。

在这一点上，中国做得还不够。中国人总觉得自己在文化、制度上是老大，不愿意向别人学习。所以，如果思维模式、社会、政治制度不变，现代的东西就不可能嫁接到传统社会上。

说到这里，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一个是想改造原来的社会，一个是想维持原来的社会？

所以我们可以说，洋务派领导人是儒家传统和旧制度的受益者和捍卫者。他们采取西方的科学技术，目的是捍卫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

明治维新的领导人，可以说都是传统文化和旧制度的反抗者和革命者。他们不仅要打破一个旧世界，还要建设一个新世界。

在这两种指导思想和两种领导力的指导下，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走上了截然相反的近代道路。

1850年前后，西方列强相继完成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如果当时中国能赶上的话，就会落后西方二十年、三十年。这个差距并没有那么遥远，通过努力是可以赶上的。

而且，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基础条件比日本强得多。比如李鸿章建立的江南制造总署已经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兵工厂之一，而后来建立的北洋水师也是亚洲最强大的舰队。

为什么到了后来，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呢？这是因为，没有思想上和制度上的革新，没有对经济体系的改革，没有配套的工业设施，没有整个社会的参与。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到了清末，中国已经灾难性地落在西方和日本的后面。

四、总结

比较了明治维新和洋务运动的两个区别。

(一)领导力不同。

明治维新是由底层武士领导的，他们是传统文化和旧制度的反叛者和革命者。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儒家的追随者、金石进士、旧制度的受益者和维护者。

(2)这两种运动的目的也不同。

明治维新追求文明和启蒙，废除了封建制度，创造了人人平等的现代社会。还需要向欧洲学习，弘扬自己国家的文明。洋务运动是为了捍卫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制度。洋务运动强调“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领导和指导的不同决定了两次运动的不同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