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时代风尚(唐朝的时尚元素)
冯丽君
唐宝历元年（825年），生活在江南的白居易写下了《霓裳羽衣歌》，再现了长安宫廷的乐舞场景和他对长安宫廷的生动记忆。京城：案发前的舞者，貌美如玉，未穿俗服。红上夏裴步摇冠，珠戴无数。娉婷似乎没有理睬罗琪，听着她的音乐挂着，走着走着，一次又一次。一千多年后，我顺着他的目光翻阅书籍。我不仅感受到了他想要重回长安的渴望，而且意外地发现这里隐藏着唐人审美的各种形象，或者说唐朝的时尚标准。诗中。
凤舞云裳：
唐代的丝绸与时装
美国学者陈步云的新书《EmpireofStyle：SilkandFashioninTangChina》有一个诗意的中文名字：《唐风刷门槛》。本书的主题是唐代的丝绸与时尚。核心点是，时尚是唐人生活的中心，因为这个王朝将服装置于经济和道德价值结构的中心。
本书的论点脱离了将时尚归因于现代性的研究。它关注服装和装饰对于制作者、穿着者、观看者和记录者的意义建构。用作者的话说，这是一个“审美游戏”。这不是一般的性别史或服饰史研究，而是基于历史的跨学科综合研究。
其中，女装丝绸面料作为时尚手段尤为引人注目。白居易诗中那些“不穿俗装”、身着“虹衣夏佩”、“落绮”的舞女，甚至成为了长安的具体形象，萦绕在诗人的脑海中。然而，陈步云在本书中谈论的远远超出了女性丝绸面料，这可能是现代人眼中最具代表性的时尚审美对象。那么，“帝国时尚”是什么意思呢？
作者将时尚的变化视为一系列事件的组合，这些事件说明了着装行为如何成为国民生活的记忆。首先，唐代的文化和地域扩张为盛世时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原本居住在内陆地区的男人和女人接触到了更丰富、更多样化的物质世界。然而，安史之乱之后，唐朝的时尚观念就变得完全不同了。极其华丽的丝绸材质和流行时尚让位于一再禁止的奢华。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社会条件下，我们如何通过众多的现象来认识唐人时尚的本质呢？
本书认为，禁止奢侈并不禁止所有人的奢侈行为。对于那些有财力的人来说，购买豪华纺织品变得越来越容易。然而，朝廷出于维持阶级差别和垄断关键物质资源的考虑，影响了对奢侈品的鼓励。这种方向是制作简单的纺织品。唐代皇帝提倡禁奢，同时进行大规模的建设工程，举办盛大的宴会。事实上，它揭示了无论是皇帝还是百姓在参与审美游戏、追逐时尚的过程中都无法抗拒华丽丝绸的诱惑。
这本书吸引我的还有两点：一是它从文字到图像注重唐代时尚的呈现，壁画和陶俑的运用直观地把我们带回了唐朝的情境；第二，是关于时尚男女的时尚。时尚观察，具有性别史理论背景。
当然，细心的读者也会发现，作者对唐代的丝绸生产非常熟悉。有专门的附录介绍丝织品的知识，大量的出土实物照片也颇具视觉冲击力。例如法门寺展出的武则天绣裙，总体保存较好。白居易诗中的云舞人物被凝固在这些文物上，呈现出长安的记忆。
金银之美：
唐代器皿的欧亚时尚
长安的优雅女子大多随身携带金银香囊，香囊设计精美，内装燃烧的香料，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事实上，唐代金银器的生产和使用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而高层人士的时尚审美之一就是用这两种贵金属制作装饰精美的器皿。齐东方《唐代金银器研究》新版出版，经典重读。在当今唐代考古学飞速发展的背景下，又有了新的见解。尤其是金银器纳入审美意象和长安记忆，创造了截然不同的唐代时尚。感觉。
唐代以前，金银器在中国大陆并不流行。唐朝国力的繁荣带来了采矿、技术进步和海外交流，使金银器一下子成为了文人雅士特有的审美产物。陕西西安出土的金银器银器的丰富和集中，也说明了长安作为时尚之都的地位。不可否认，唐初金银器的流行与胡风的流行有着密切的关系。唐代胡汉文化的融合和中外文化交流的扩大，提供了欧亚时尚的源泉。
事实上，早在中国古代早期，金银器就已经在北方游牧民族的匈奴、鲜卑系中流行，主要用于个人装饰，如耳环、项圈、发夹、马具等。白居易诗中的“步摇冠”，其实是慕容鲜卑重要的文化特征之一。许多悬挂的小金片随着每一步的晃动而晃动。中国东北、朝鲜半岛、日本列岛的考古发现表明，金补药可以说是东亚地区共有的时尚。
本书强调，中国出土的粟特、萨珊、罗马拜占庭体系的金银器皿上也可以捕捉到欧亚风格。更重要的是，唐代的中国美学对西方金银器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粟特银器的造型和图案，呈现出中西亚地区很难找到的唐代风格。作者举了很多例子，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撒马尔罕和片之肯特壁画中的女簪子、女乐师、女舞者、女侍女形象与唐代壁画的高度相似性。
唐代后期，金银制品与华丽、昂贵的丝织品一样，开始流行于宫外、京外的地方。南方诸侯赠送给长安的金银器物的存世尤为引人注目，铭文记载的数量也随之增加。这些从长安以外的财富中心运到长安的金银器皿，并不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物品，而是主要用于奖励和收藏。经过封建政府和私人作坊之手，这些金银器具有欧亚风格。也为后人保留了一段关于长安的特殊记忆。
天空中的玉座：
长安与世界
渡边信一郎有一部成名作《天空玉座》，主要探讨了中国古代帝国在枢机会议、元会大典等大型仪式中所凸显的帝制秩序。这种秩序的集中体现就是首都长安和皇帝居住的宫殿。象征着人间的紫微宫。世界似乎围绕着长安和居住在其中心的皇帝旋转。
名尾龙彦《长安的都市规划》也以长安城本身为唐代美学的视觉焦点，分析帝都的建设及其政治文化。长安城与白居易诗中提到的另外两个审美意象——金银、服饰——已经成为长安记忆的共同组成部分。
长安是唐代中国人民的时尚之都。这一意义被唐史学者从多个维度效仿。然而，名尾龙彦这本书的意义揭示了另一种更为宏大的趋势。8、9世纪，欧亚大陆东、中、西部同时出现了三个世界城市。他们的人口激增，信息聚集，文化灿烂。世界城市是人类审美和文明建设的集中体现，是时尚的更大载体。君士坦丁堡，横跨两大洋、两大洲的东罗马帝国的首都，由希腊人的旧港改造而成。巴格达，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新建的圆形都城，是一座融合了阿拉伯和波斯两大文化的理想城市。长安，一座凝聚隋唐价值观的宏伟城市，“汇聚了欧亚大陆东部一切古典文化（汉文化）”。与君士坦丁堡不同，但与巴格达相似，它是由一个帝国创建的。作者创造的理想城市。
长安城整体的审美形象首先是其棋盘式布局，即城市广场体系。其次，它的整体设计使其具有宇宙之都的意义，尤其是大明宫仿天神境界。无论是儒家秩序的形象化、道家仙境的模拟，还是佛教寺庙的场景，都指向一个点，那就是长安城是中国人政治、经济、文化的最高审美意象之一。和信念。
人类的审美风格不仅仅涉及服装、装饰、日常生活或文化物品。他们所居住的城市，尤其是各大帝国的首都，也是一种审美风格。芽尾龙彦在《长安的都市规划》中没有提到这一点，但我读了他的另一部著作《隋唐长安与东亚比较都城史》（高冰冰等人译，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现了对“东亚资本时代”概念的讨论。前面已经提到，长安城的建筑风格对周边世界有着强烈的影响。当时至少是东北的渤海国，以及华东的日本、新罗等国都将长安独特的审美风格复制到了各自的首都。如今游览日本京都，不难发现微缩长安的背景；游览黑龙江渤海之滨的都城遗址，在现代化的设施中，依稀可以看到塞北小长安的规模。
其实，我们还需要包括北京著名的“汗巴里”。忽必烈在草原与中原交汇、毗邻海洋的地区重建了一座都城。不仅符合《周礼》的理想，而且与唐长安城的布局和草原的风格相适应。一举超过原、临、汴京、临安。旧都。明清两代的皇帝对北京城不断的继承和改造，实际上保留了帝制后期的又一座棋盘式都城。我想称之为“长安2.0”。
中国两千多年的帝制时期，一般前半段都以长安为都，后半段则以北京为都。偶尔有洛阳、南京的比赛，但主线不变。梅威解释说，这是因为中国庞大的帝国既横跨北方草原游牧区，又横跨南方中原农耕区。北京和西安恰好位于两者交汇形成的半月形区域内。中央帝都必定位于万千王朝的交汇处。
这就是天上的玉座，人间的紫色，帝国的审美和理想。
回望唐朝所创造的辉煌盛世，唐人审美的高度确实让后人惊叹不已。汇聚大唐美景的长安，已成为记忆。那耀眼的美丽，随着唐风的吹拂，从白居易诗中那些色彩斑斓、羽毛飘逸的舞者身边溜过，从西安何家村出土的金器图案中闪过。飞越唐朝周围的广阔天地……唐人的审美形象和长安的形象还远吗？这不，这三部关于唐代之美的学术著作无疑把我们带回到了唐朝。放眼望去，我看到了无字碑，华清宫，大雁塔，颜柳的书法，李杜的诗词，太宗的马，它们一直都在，永远活着！而精彩的学术会给我们一双重新发现美的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