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0岁以上的老年人(70岁以上人群)

原标题：政协委员：70岁以下老人是“精力旺盛的老人”，给钱鼓励孩子对生孩子更重要

据红星新闻报道，2022年中国人口将进入负增长，每年出生人口不足1000万。人口负增长对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有何影响？

2023年全国“两会”即将召开。近日，红星新闻记者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何丹进行了专访。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致力于参与人口监测预测、开展相关研究、提供决策支持。何丹还提交了多项与人口和生育相关的提案。

何丹认为，我们不必对人口负增长过度焦虑，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化的积极因素。

何丹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依靠政策、制度、环境、文化来适应人口负增长这一重大变化。“人口负增长是一个大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减缓其下降速度。”

何丹还对一些地方“花钱鼓励生孩子”的政策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不要只关注老二、老三，也不要只给有户口的人。”

对于生育与性别歧视的话题，何丹指出，如果性别平等更加先进，生育水平将会反弹。

全国政协委员何丹罗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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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用过度焦虑人口负增长

但要积极应对，充分挖掘积极因素

红星新闻：您对我国人口数量变化趋势的判断是什么？

贺丹：我们中心对人口变动的一个基本判断是，现在是零增长区间，大概从2019年开始，总人口变动在100万上下。不过我们发现，近几年的人口波动变化很大，特别是出生人口下降很快，那么可能会有一个波动的区间。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是出现第一个小高峰以后有波动。我们又有三年疫情等短期和长期因素的影响，所以我国人口在零增长区间范围内可能还会有小幅波动，但是可以确定地说走进了向下的通道。

人口负增长是大趋势，但我们可以通过政策干预减缓其下降速度。

红星新闻：您怎么看人口负增长引起的一些担忧？

贺丹：是不是人口负增长，我们中国就不发展了？不是这样的，人口的变动是中性的。人口是基础性的、长期性的、战略性的影响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比如，人口红利是有窗口期的，能不能实现，靠你的政策、制度、环境、文化。

人口负增长、少子老龄化是人口变化的自然规律，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果。人口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矛盾运动是永恒的，新的发展阶段将面临新的问题。

我们不必对人口负增长过度焦虑，但必须积极应对，充分挖掘人口变化的积极因素。

第一，虽然我们的总人口减少了，但我们的人力资源总量却在不断增长。我们中心做了一个简单的计算。如果我们用总人口乘以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衡量标准，我国的人力资本将持续增长到2035年。这种简单的计算是有缺陷的。由于数据限制，仅考虑受教育年限。一些研究团队还考虑了职业培训等影响人力资本的其他因素。测算结果表明，到2040年，人力资源总量将持续增加。因此，人力资本的增长将持续10至20年。

其次，虽然总人口在下降，但家庭规模却在持续增长。这是因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结婚生子越来越晚，家庭平均人数在下降，单人家庭越来越多。家庭总数对住房、汽车等大宗耐用消费品影响很大（但对能源消耗也有很大影响），因此市场空间很大。

第三，我国目前仍处于年轻老年人较多的阶段。一些年轻老人有钱、有闲、有经验、有技能，是支撑经济社会长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

第四，在健康方面，我们可以预期，未来中国人的预期寿命增加的同时，健康预期寿命（指预期寿命的健康部分）也会增加，这也将重塑人力资源基础。

据视觉中国报道，苏州相城区某日托中心

此外，人口变化也为优化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提高公共服务质量创造了有利条件。1962年和1963年的峰值出生率接近3000万，现在这个数字是每年1000万。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不敢想的事情，现在都可以想、可以做了。

比如现在，加上本科生和专科生，在校大学生数量已经达到1000万，这意味着未来每个孩子都可能能够上大学。这样，我们可以预期，未来的教育将不再那么“体量”。再比如，0-3岁年龄段的孩子越来越少。前几年的峰值超过1800万。那些孩子基本上已经上幼儿园了。现在只剩下1000万了。空出的名额可以投资于婴儿护理。之后，很多幼儿园，尤其是民办幼儿园，都会主动改建为托儿所。教育投入会增加，但目前03岁婴幼儿保育方面的财政投入很少。在人力资源方面，财政投入可以对标OECD教育委员会推出的“强劲起步”计划，对标其幼儿教育。

人口变化对教育资源配置影响最大。我们算了一个数字，到2035年，0到17岁的人口将比现在减少1亿，这将导致教育支出发生重大结构性变化。

总体来看，我国人口具备经济社会发展的诸多有利因素，人口可以为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可挖掘的潜力仍然很大。怎么挖，是由政策制度环境和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决定的。

人口变化是经济社会与人口之间自然双向适应的过程。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为人口发展服务，人口发展又支撑经济社会发展。这是一个动态平衡过程，所以我们不必太担心人口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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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

70岁以下老人是“活力老人”

红星新闻：老龄化进程加快，如何应对好当下的老龄化？

贺丹：我国老龄化的进展非常快。历史上出生人口有几个高峰，在1962年、1963年的高峰年达到了29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这一部分人现在刚好过了60岁，所以一年的老龄人口总量一下就增加了1000多万。

国家有一些总体部署，将积极应对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我想我们应该有信心，虽然衰老来得很快，但它并不是一个祸害。我们有很多有利条件，可以积极应对。

我们的预期寿命不断增加，2021年达到78.2岁，我们的健康预期寿命也在增加：老年人不仅活得更长，而且活得更健康。国家也特别重视银色经济的发展。

现在，年轻的老人还是很多，特别是1963年的出生高峰期，我们把70岁以下的老人称为“活力老人”。他们经验丰富，身体状况良好，非常愿意参与社会工作。

红星新闻：我国的人口红利什么时候会消失？

贺丹：从人口学的概念来讲，人口抚养比在50以下是人口红利的窗口期。目前我国窗口期还没有关闭，会延续到2035年前后，但是红利的空间在缩小。

除了传统的人口红利概念外，我们还创造了很多新概念，比如人力资本红利、人才红利、老年人力资源二次开发的第二次人口红利等。

红星新闻：除了人口数量，我们也关注人口结构的问题，中国是否能够达到一个好的人口结构？

贺丹：没有什么好的人口结构，很难定义什么是好的人口结构。高龄少子化是人口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是发达国家共同面临的挑战，所以你说好不好，不好，但它就是这样。你说活得长好不好，当然好，但你看宏观结构，人口老龄化了。

当我们说促进人口长期平衡发展就是动态平衡时，没有什么是最好的。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适应人口变化。当然，人口也参与发展过程。但人口发展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才是最终目标，而不是思考一个最优的人口结构然后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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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干预可以创造生育友好的环境

让“生育赤字”缩小

红星新闻：生育率下降有哪些原因？

贺丹：首先，经济社会发展是现在生育意愿变化的主要因素。人口的现代化转型就是指人口由高出生、高死亡、高增长转为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现代化国家生育意愿都不高。我们的调查发现，不考虑任何的限制条件，中国人群的理想子女数是1.8左右，有波动，但是不大，打算生育子女数也有变化，前两年有点低了，因为打算有延后。总体来讲生育意愿是下降的。

二是生育主体的代际更替效应。90后、00后与80后、70后、60后的差别太大了，因为社会在加速发展，特别是在中国，是压缩式发展，年轻人的价值观快速收敛。还有一些短期因素，比如疫情导致的生育延迟。

据视觉中国，江苏省南通市第六人民医院第六医院婴幼儿游泳中心

红星新闻：低生育率是否可以扭转？

贺丹：高龄少子化是一个大的趋势。没有一个发达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的更替水平，也没有再上去，最好的北欧国家曾经很长时间在1.8左右，现在也下降了。

现在生孩子的欲望在下降，未来生育观念可能会多元化，但少生优生仍是主流。我们能做的就是外部政策干预，帮助想要孩子的家庭实现孩子的愿望，努力稳定生育率，不让它变化太快。

政策干预可以创造有利于生育的环境，防止生育水平过快下降，减少“生育赤字”。我们中心调查的生育计划在1.6左右，但实际生育水平只有1.1。0.5个孩子的赤字是政策干预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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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别平等更进步

生育水平就会回升

红星新闻：有些生育支持政策出来，比如说产假延长、放开三胎，女性会觉得加重男女就业不平等。但是低生育率正是与性别不平等有关系。您如何看待性别平等和生育的关系？

贺丹：男女平等是我国的基本国策。我们梳理了国际上的经验后发现，在促进性别平等的初期阶段，生育水平是快速下降的，但是到促进性别平等的成熟阶段，生育水平是回升的。有人说，现在就是女孩子想得太多了，要受教育，就不想结婚生孩子了，所以不能让她们受太多的教育，要让她们回归家庭。这是不对的。

性别平等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共识，也是不可逆转的过程。只要发展到更高的阶段，性别平等就会推进到更加成熟的阶段，生育水平就会再次上升。例如，不存在就业歧视，工资和福利根据对公司的贡献来确定。以前有人会说女孩不如男孩聪明，但现在我估计没人敢这么说了。同样，以后企业也不会再有这个概念了，男女员工都一样。

此外，社会公共服务政策也非常重要，性别平等的发展阶段也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一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性别平等不断推进，我相信生育水平一定会提高。

红星新闻：很多女性求职的时候被问，有没有结婚，三年内会不会生孩子。那么，职场性别歧视如何消除？

贺丹：女性的职业发展和生育的矛盾，大家都很关注，每次去调研，我也很有感触。不仅仅是女性，年轻男性也有职业发展和家庭婚育的矛盾冲突。

我认为生孩子是女人做的，但家庭育儿一定要男人参与。在影响家庭生育决策、家庭内部代际支持、性别角色分工平等等因素中，这些小环境因素比外部环境更为重要。这是我们近两年研究的新发现。

外部性别歧视问题不仅是计划生育政策调整后长期存在的。尽管我国妇女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一些社会不良思潮和习俗仍然根深蒂固。我建议我们创造一种性别平等的社会文化。

同时，要建立一个基础制度，最根本的是改变公司的用人标准，以能力而不是性别来看待求职者。这几年，我一直关注生育保险的改革和完善，比如扩大生育保险覆盖面、加强生育群体保障等。那么生育保险不仅可以为女性提供一定的保障，也可以为男性提供一定的保障吗？我看到一些地方生育保险基金有结余，男性休陪产假或育儿假时也可以领取补贴。这是非常好的。

何丹接受媒体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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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钱鼓励生娃”：

不要只关注二孩三孩，不要只惠及户籍人口

红星新闻：现在有些地方推行“发钱鼓励生娃”政策，对此您怎么看？

贺丹：给钱，在一定程度上能减轻一点家庭养育的负担，但生育支持政策体系的问题，要有基本制度的构建，这不会短期见效，我们要有耐心。现在有些发钱的措施我们也关注到了，我通过媒体给地方政府提一些建议。

首先，不要只关注老二、老三。第一个孩子太重要了。这是年轻人面临的最大问题。抚养一个孩子的经历直接影响是否再要一个孩子的决定。

第二，不只覆盖户籍人口，而是覆盖全体人口。凡在本市有稳定就业、生活的人员均可参加社会保障。不要被户籍制度束缚，因为未来城市的竞争将是人才的竞争、年轻人的竞争。你要用这些友好的政策把人留住，而不是根据户口区别对待。

当然，我们也在关注和评估此类政策的效果，以便为相关政策的出台提供更好的意见和建议。

原标题：专访全国政协委员何丹：“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花钱鼓励生孩子”，不要只关注两三个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