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义灭亲为什么不违反道德(大义灭亲是否值得提倡)

今年高考语文试卷以“女儿举报父亲违反交通规则开车接电话”作为作文题目。似乎有意引导青年学生为这种“杀亲大义”叫好。不出所料，相关话题再次引发公众关注和热议，但好评似乎并不多。

如果倒退三十年、五十年，人们在舆论的影响下，几乎会毫无保留地赞扬这种所谓“杀亲取义”的行为。曾几何时，我们的新闻报道中充斥着这样一些在今天看来颇为荒唐的指责和揭露，比如“徐东才为人民站出来举报奸商父亲”、“家庭主妇王佩芳坚决举报她的间谍丈夫”、所以《小红之朵的爷爷》花样百出，让人目不暇接。这种以阶级立场突破人类道德底线、以斗争哲学扫除亲情的“政治正确”，曾经在大街上自信地标榜，每每想起都让人不寒而栗。

改革开放后，“阶级斗争”话语失去力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义灭亲”的政治正确并没有消失。相反，它转变为“民族主义”方面，并继续被媒体和社会所使用。游走、招摇，其欺人之意昭然若揭。这次的高考作文题目《女儿报爸爸》可以说是对这种“杀亲取义”的民族主义叙事的最新解读。往好了说是老调重弹，往坏了说是泥沙上升，让人颇为不寒而栗。

在“大话”逐渐消失、价值观日益多元化的时代，重蹈“正义灭亲”的老调，是无论如何都需要警惕的。即使我们可以勉强忽视这种鼓吹背后的动机和立场，我们也不能忽视所谓“杀亲求义”的民族主义叙事在表面上的模糊性甚至淫秽性。

也许有人会说，“义亲”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的，纵观历史，无论是从词源还是史料来看，灭亲取义的“壮举”似乎代代延续了数千年。但别忘了，传统的“义灭亲”从来都是一种孤独的道德立场，从来都不是国家说教的任意扩张。所谓“义”是有严格限制和例外适用的，何况还有“这种与‘亲亲相亲’完全不同的道德和法律原则，是相冲突的”。用它。在传统中国的背景下，“杀亲讨义”的影响范围并不长。除了叛国、弑君等令人发指的罪行外，似乎并没有延伸到一般的非法甚至犯罪领域。即使是历代法典中，随意揭发、控告、应“隐匿”的亲属，也会受到惩罚。

然而，几十年来，集体主义的巨大阴影始终笼罩着这片土地和这片人民。个人被集体代表，家庭关系被政治劫持。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以义除亲”在斗争哲学和阶级话语的激励下被赋予了无限的合法性。相比之下，“藏亲”则被斥为封建糟粕，被扔进旧纸堆。在这种无休无止的政治操纵下，存在了数千年的家庭伦理被彻底摧毁。父子反目，夫妻反目。这造成了无数的家庭悲剧。

进入开放时代的“改革叙事”后，中国社会并没有对“阶级斗争”岁月中各种告知、破坏伦理的行为进行彻底的清算和反思。事实上，政治正确的道德说教和民族主义的社会动员依然存在。但如果我们的目标是全面推进国家和社会的“现代化”，如果我们要建立一个温暖、有爱、诚信、和谐、以权利为基础的公民社会，就不能允许这种肆意宣扬“杀戮”的现象出现。“亲人讨公道”如果疫情蔓延，对于这种明显挑战人类伦理和亲情底线的似是而非的煽动行为，我们不能充耳不闻。

值得欣慰的是，《为正义而灭亲》的文章标题发表后，公众并没有盲目推崇和崇拜，而是出现了不少质疑和反思的声音。这是正确的。在这样一个价值观多元的时代，任何人都无法垄断话语权，也无法兜售任何不容置疑的价值标准。尊重每一个独立的社会个体，尊重他们的独立选择和判断，而不是诉诸道德或伦理绑架，才是一个成熟文明社会应有的社会氛围。与此同时，反思和质疑的声音也代表着我们的社会正在逐步恢复民族的“良知记忆”。统治者眼中的“人民”，在被政治操纵了几十年之后，依然良心无愧。想到这里，我不禁有些感动。

当然，“杀亲以义”这种令人肃然起敬的道德赞誉也并非没有可取之处，也并非全然不可取。即使在今天，在涉及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的重大突发事件中，“杀亲求义”仍然有其合法性。但除极少数例外情况外，在一般社会背景下，没有必要过分夸大“杀亲正义”，更不应给公众带来任何鼓励举报或拆散家庭的疑虑和困扰。和家庭关系再次。

一个正常的社会不会有那么多的“大义”，更不会要求公民以杀心“灭亲”。所以，像《女儿报爸爸》这样的无聊剧就不要那么夸张了。真的很无聊。如果渲染中加上一些道貌岸然的说教就更无趣了。无聊加无聊不会让消极变成积极，只会让无聊加倍，让人感到厌恶而敬而远之，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带来相反的效果。

因此，习惯于说教、灌输的制度维护者在再做这样的事情之前，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原因很简单。只要大家不再夸耀道德，我们的社会就会因为真理而变得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