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一公谈清华北大状元去哪(施一公高考状元学金融)
清华大学70%到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优秀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并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而是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进入金融领域时，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北大乃至全中国都很受欢迎。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办学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提供螺丝。然而，大学是培养大家人才的地方，培养国家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不应该被混淆。
文字|施一公清华大学副校长
编辑|玉
今天，我们的GDP位居世界第二，但从技术创新和基础研究的创新能力来看，我们的国家排名却在20名之外。
有些人可能会怀疑，认为我说的是错误的。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已经上天抓月亮，下海抓龟了。创新不够怎么办？我们的高铁遍布祖国各地。论科技实力，我们怎么可能排在20名之外。
我想说的是，你看到的指标和现象是由经济实力决定的，而不是由科技实力决定的。我们有什么优势？我们拥有的是经济规模的优势。
当我在国外的时候，每当有人说我的国家坏话时，我都会极力争论，因为我觉得我很爱国。
4月，我在瑞典皇家科学院年会上获奖。席间，我和一位瑞典著名教授聊天。当他谈到中国的科技发展时，他显得很不屑一顾。我感到委屈和愤怒，但我淡化了。他说：不管怎样，我们国家已经实现了登月，你在哪里？但他反驳了我的话，让我无话可说。他说：史教授，如果我们有你的中国经济，我们可以把五百人送上月球并安全回来。
在家里，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批评家，因为我很难容忍自己居安思危。
我们应该对国家的科技实力和现状、如何发展、做什么有清醒的认识，并形成一定的共识，而不是仅仅停留在争论的层面。
首先我想说大学是核心。我想说的第一点是，研究型大学从来都不是以就业为导向的，大学里永远不应该讨论就业。
就业只是一个出路。大学建立了，就业自然就来了。大学如何以就业为目的办大学？就业是一个经济问题。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能提供多少就业岗位，和大学没有直接关系。
大学特别是研究型大学是培养人才、培养国家栋梁、国家领导人的地方。
学生入学后想找工作会有什么后果？就是每个人都在想尽办法进入自己能赚更多钱的领域。
清华大学70%到80%的高考状元去哪儿了？去了经济管理学院。连我最优秀的学生，我最想培养的学生，都告诉我，老师，我想去金融公司。这并不是说金融不能创新，而是当这个国家所有的精英都想进入金融领域时，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管理学在清华、北大乃至全中国都很受欢迎。这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情。
办学理念是培养专业人才，为行业提供螺丝。然而，大学是培养大家人才的地方，培养国家各行业的精英和领导者。他们不应该被混淆。
所学的知识无法应用。你没听错，我们过去太注重学以致用。当我上大学时，我觉得某门课程没有意义，我不需要修。
事实上，大学学习，尤其是本科学习，从来就不是为了实用目的。
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用，因为你无法预测未来，无论是科学发展还是技术创新。这种不可预测性总是会先发生的，如果你预测到了，那就不叫创新。
大学的定位有很大问题，怎么办？事实上，这很简单。大学应该多元化。不要一刀切。不要每所学校都进行就业指导。相反，每所学校都应该使用就业指标来进行评估。这将严重干扰大学。
对于基础研究我也有自己的看法。我国非常重视成果转化，现在最流行的说法就是“强化转化”。
但我想问一下，转化从哪里来？是我们的大学有很多高科技技术没有转化为生产力，还是我们根本就没有这些高科技技术？我认为是后者。我们大学现在的基础研究能力太差，无法转型。不是没有转化，而是没有什么可以转化的。
当大学教授有了一项发明，无论它多么基础，只要有应用前景、有产业转化的可能，跨国公司就会蜂拥而至。我就是一个例子。
十四五年前，我有一个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简单发现。结果，一家公司注意到了我，并找到了我。这些公司就像那些具有抗药性的狗，不断地闻、看、听。他们太敏感了，不会错过任何有意义的发现。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是什么？是为了鼓励科学家创业。你没听错。今年在全国人大会议上听到这句话后，我的心情非常沉重。
技术领域有专长。我只知道我的基础研究和一点教育。如果你让我做企业管理、经营公司、当总裁，那你就把我的才华和智慧用在了错误的地方。
一个人不可能同时当大学教授、公司经理、管理财务。鼓励科技人员向企业转让成果和专利。他们可以以咨询和科学顾问的形式参与，但让他们自己创业却是本末倒置。
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约瑟夫·伦纳德·戈尔茨坦(JosephLeonardGoldstein)因发现调节血液和细胞中胆固醇代谢的LDL受体而获得1985年诺贝尔奖。他是美国多家大公司的幕后控制人，其中包括辉瑞公司。他现在已经很有钱了，应该说是最强调转型的人了。
约瑟夫·伦纳德·戈德斯坦
他两年前在《科学》周刊上写了一篇文章，攻击特别强调转换。他说，转型源于基础研究。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如何实现转型。
他说，当他意识到基础研究有多重要时，他只做基础研究，转型自然而然。当研究成果出来的时候，自然转化会很快，不需要强迫种子生长。
他列举了美国国家健康研究中心9名医学生做基础研究、改变美国医疗制药历史的过程。它很有意思。我们要看历史，不仅要看近代中国的历史，还要看科学发展的历史，看每个国家是如何强大起来的，而不是想当然。创新人才的培养也与我们的文化氛围有关。当一个人想要创新时，也会出现同样的问题。
什么是创新？创新意味着成为少数并引起争议。
三年前，我在以色列获奖后，受邀参加以色列大使馆举行的庆祝招待会。招待会期间，大使向我谈到了以色列人如何重视教育，我也向他谈到了中国人也如何重视教育。
他笑着看着我说，你们的教育方式和我们不一样。他给我举了以色列前总理西蒙·佩雷斯的例子，说他上小学的时候，他的以色列妈妈每天回家只问两个问题。第一个是，你今天在学校有没有问过问题，老师却无法回答？其次，你今天做了什么让老师和同学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听完后，我叹了口气说，我不得不承认，每天我的两个孩子回来，我的第一句话就是问：今天你听老师的话了吗？但我想说，我并不悲观。事实上，我非常乐观。我每天都鼓励自己。我们的国家有着光明的未来。尤其是这两年，我真的看到了希望。
现在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在教育领域，深刻的思考和改革，这种趋势已经真正开始了。在这样的大潮中，我们每个人做好一件事就足够了。实事求是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在自己的领域做好自己的事就是我们的贡献。这样，我们的国家就会有光明的未来。
我们还缺少什么？
我出生在河南郑州，但在河南驻马店长大。为什么要特别提到驻马店呢？因为这个地方特别有代表性。驻马店之于河南，正如河南之于中国，中国之于世界。从地理、经济、科技、文化来看都是如此。我恰巧在驻马店长大，开始对社会有了记忆和感受。当我从驻马店小学升入初中时，当时的小学常识老师对我说：施一公，你长大后一定要为我们驻马店人民争光！
你可能没有想到，这句话很简单，至今还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从此以后，每当我获得任何荣誉，我心里就觉得自己是在为驻马店人民争光。
今天，我还要对您说：老师您好！我还在为我们驻马店店争光。我在郑州读了中学，在清华大学读了大学。
我时常想念驻马店的家，想念家乡的亲人。我不禁想知道：我的家人过着什么样的生活？你过着什么样的生活？1987年的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几乎完全打乱了我的生活和世界观。
在此之前，虽然我接受的是传统教育，虽然我的父亲告诉我要成为一名科学家或工程师，但我其实并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或将来能做什么。
1987年9月21日，父亲在自行车道上被一辆疲劳驾驶的出租车撞倒。司机把父亲送到河南省人民医院时，父亲还处于昏迷状态，心跳每分钟62次，血压130/80。但他在医院急诊室躺了四个半小时，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因为医院表示需要先交钱才能救人。当肇事司机凑了500块钱回来时，父亲已经没有血压、没有心跳了。他在没有接受任何治疗的情况下在医院急诊室死亡。
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即使现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仍然忍不住想起父亲。这件事使我对社会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我曾经怨恨、想报复这家医院和急诊室的值班医生，不肯救我：你们为什么不救我父亲？但后来我想通了，我真的想通了：在中国这么大的国家，这么多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和家庭正在经历着像我父亲这样的悲剧。
如果我真的有雄心、有责任心，我就应该改变社会，让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让更多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2012年清明节，我回驻马店参加小学同学聚会，心里很感动。我的两个同学已经不在这里了，一个患有心血管疾病，另一个患有癌症。当时还有一位同学癌症晚期正在接受化疗，现在已经不在了。
我常常想：我还是同一个人。我真幸运。我不用担心食物和衣服。我接受过高等教育，出过国，留学过，有一份自己喜欢的工作。但中国有很多人没有我那么幸运。我的村民和他们的孩子就没有我那么幸运。
尽管他们没有我那么幸运，但他们总是为我感到骄傲并鼓励我。
我在某些方面与许多坚持不懈的科学家不同。有什么不同？他们出于兴趣而进行科学研究。我有兴趣，但一开始我并没有那么强烈的兴趣去做研究。我的兴趣是很晚才产生的。推动我前进的是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我在驻马店长大，我是地地道道的驻马店人。那里的邻居和人们从来没有把我当作外人。这种亲情常常让我感动；我想用自己的努力和创造来回报我的父母，即使这意味着取得的成果让他们为我感到骄傲。
这是我从小就被教导的，我真的很感激，很想报答。不知不觉中，我的想法似乎已经非常落伍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社会变得如此物质至上，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关注金钱。人不是商品，人活着就是为了一口气。
当大学毕业生以收入为唯一标准，给自己定价，选择工资稍高的公司就业时，我真的很不理解，周围的世界也变得陌生。
有时我想，是不是世界变化太快，而我太老了，跟不上。为什么我不明白，连我身边的人也不明白，甚至我的一些同事、同学、朋友也不明白？我不知道这个社会出了什么问题。我们的关注点太窄了！
中国确实有很多很多人没有我们那么幸运。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的帮助。他们需要每一个幸运的人关注他们的生活环境。他们需要我们今天在座的所有人共同努力。
我不希望我的学生进行正式的社会实践，但我强烈支持他们选择中国欠发达的地区去看看和体验，比如志愿支教。这里我举一个教学支持的例子。2008年，我在清华大学全职工作，我的一名本科生从陕西农村希望小学任教回来。
在我的办公室里，他泪流满面。他说：石老师，你知道吗，虽然是希望小学，但那里的孩子，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非常瘦弱，一天只吃两顿饭，早上十点一顿，下午四点一顿。这个下午。
为什么？没钱！
他们没有肉吃，只能吃两顿饱；他们不能早上起得太早，晚上也不能早点睡觉，因为他们需要节省能量，并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上课时间使用。但他们都很满足、幸福……
我不知道我们做基础研究的人能做什么，能改变什么。我受到了深厚的中国传统教育的教育。作为一名负责任的读书人，我不仅要在风雨中聆听读书声，更要关心家事、国家事、世界事。
可惜我的时间和精力太有限了。我总想找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做点什么。我一直希望有机会回到家乡，为乡亲们做点事。我实在是太羞愧了。事实上，我既没有照顾好我的母亲，也没有照顾好我的妻子和孩子。
我们还缺少什么？我们缺乏这种对社会的责任感，我们缺乏这种报答父母、报答乡亲的行动。
在清华大学，我每次给生命科学学院新生进行迎新教育时，我都告诉他们：你们千万不要忘记，你们来到清华大学，不仅代表着自己，更代表着一个村庄、一个县。一个地区、一群人、一个民族。你永远不能忘记，这个责任落在你的肩上。我真心希望，无论是我自己，还是我的学生，还是我的同事，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真正承担起一些社会责任，为那些不如我们幸运的人和老乡尽一些义务。这是我除了对科学本身的兴趣之外的全部动力，也是我今后继续前进的最重要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