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周年文章(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历程)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回顾
吴晓波
介绍
过去四十年来，西方学者一再主张中国即将崩溃。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仍未崩溃。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我们做对了什么？
中国经济改革有四大动力：一是制度创新。中国的制度创新不是顶层设计的结果。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第二，容忍不平衡。中国已经从集体贫困走向容忍失衡。疫情的发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三是巨国效应，中国的人口红利给了很多企业巨大的优势；四是技术突破壁垒，技术革命不可逆转，是新的驱动力。
1.四十年发生了什么？
1978年，中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8%。当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其贫穷、微不足道的国家。今年，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世界经济总量的14.8%。
1978年，中国人均GDP仅为384美元，在世界200多个国家中排名倒数第七。今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9281美元，这意味着中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
我们再看一下恩格尔系数。1978年，老百姓100元的收入中，有60元用于购买食物。今年，中国人将月收入的39%花在食品上，61%花在改善生活的产品上。
1978年，中国还没有200米以上的高层建筑。如今，世界上10座最高的建筑中有8座在中国。
1978年，中国还没有一家私营企业。都是国有企业，在世界500强中都微不足道。2017年，中国企业跻身世界500强企业数量已达115家，其中民营企业超过25家。
1978年，全国人民同样贫困。1978年，中产阶级是一个被鄙视的术语。如今，中国中产阶级的数量已从0人增加到2.3亿人，这个数字比除美国以外所有发达国家的人口还要多。
此外，目前全球70%的奢侈品是由中国年轻人消费的，这些消费者的平均年龄为39岁。美国消费者购买奢侈品的年龄比中国高54岁，美国网民平均年龄比中国高5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比美国年轻10岁。
1978年，中国汽车年产销量为10万辆。如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汽车生产国和销售国。2017年，中国汽车产销量达到2940万辆，汽车已经成为很多中产家庭的标配。同时，中国是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相关的一切基本生产资料的最大消费国。
2.中国现象
40年前，邓小平带领中国走出阶级斗争，被《时代周刊》定义为时代人物。
1984年，一期《时代周刊》的封面是一位中国年轻人手捧可乐站在长城上。封面标题为《中国的新面孔》。1984年，中国开始进行城镇体制改革。中国的道路上出现了许多广告牌和可口可乐。中国城市的城墙开始逐渐消失，越来越多的个体户和私营企业出现……
2013年，《时代周刊》出版了一本以《中国的今天非常危险》为封面标题，并附有孩子吹泡泡的图片的杂志。但仅仅四年后，《时代周刊》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赢了》——因为美国总统要访问中国，必须讨好我们才能拿到我们2000亿美元的订单。
通过这本美国杂志，我发现中国的变化不是一天发生的。如果你静态地观察，你会发现一切的变化都很陌生。中国这么大的一艘船，却每天都面临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的每一条街道、每一个家庭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如何解释？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都没有答案。
20多岁的费正清博士毕业后来到了中国。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写了《美国与中国》一书。这是西方学者第一本比较中美的书。当时费正清认为中国正在发生现代化运动。这次现代化运动的最基本特征是中国决定放弃自己的一切传统和制度，而采用西方文明、制度和语言作为替代品。他认为，中国的一切变化都是对西方文明不断冲击的反应。长期以来，这种冲击应对模式一直是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化的共识。
20世纪90年代初，费正清去世前写下了《中国简史》一书。他在书中说：对不起，我错了。经过50年的经验和观察，费正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发展不是冲击反应的结果，而是其自身内在基因变化和发展冲动的结果。因此，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有其内在性和动力源泉。不幸的是，他在写完这本书六个月后就去世了。中国的动力源是什么？内在的动机和需求是什么？他没有时间解释，当时的中国并不像今天那么可怕。
199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纳德·科斯在去世前的最后四年里写下了《变革中国》一书。他得出三个结论：1978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二战后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经济。改革运动；未来十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是大概率事件；中国的经济发展无法用西方制度经济学来解释。中国改革的成功是人类行为的意外结果。
美国著名地缘战略理论家布热津斯基说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还不到他们了解的一半。我理解另一半，但抱歉，我理解错了。
这些聪明人对中国的发展都抱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模糊的认识。过去四十年中，西方学者至少五次认为中国即将崩溃。但时至今日，中国经济依然没有崩溃。那么问题来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独特之处是什么？我们做对了什么？
3、中国经济的四大驱动力
1、制度创新
这四十年的变化，是无数产业体系和宏观体系不断创新、重新设计的结果。制度变迁必须成为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但为什么这么多企业非正常消亡呢？有句话很好笑：一切改革都是从违法开始的。
中国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国有企业放权让利改革、税收制度改革、社会保障制度改革、金融企业改革等。哪项改革不是突破现有法律的结果？
2.不平衡容忍度
如果回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国其实很幸福，天天敲锣打鼓，天天喊口号，天天挨饿，大家都一样穷。1978年之后发生了什么？所有人的心都变得非常的不安。有的人开始听邓丽君的歌曲，有的人想去上大学，有的人去了南方开始倒卖卡带。一个集体主义、平等主义的国家已经彻底颠倒过来了。如果用一句很经典的话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开始容忍不平衡的发生。
1978年以来哪一批人最先致富？他们是智商最高、学历最高的人吗？不。因为当时这群人在政府、军队、大学、国企。大家都很舒服，没有离开。谁先富起来？他们是文盲、有犯罪记录的人、农民或投机者。所以，容忍不平衡的结果不是最优秀的人先富，而是最想富的人先富。
四十年来，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过程中，一个人能否成为杰出人物，与出身家庭、智商高低无关，与所在地区资源是否丰富无关。只与欲望有关，与是否愿意致富、是否敢于冒险致富有关。
与此同时，国家开始彻底颠覆平均主义纲领，中央提出东南沿海优先发展战略。然后给外国企业提供超国民待遇。设立了许多特区、开发区、实验区、保税区、自由港等。这些都是一些允许先富起来的地区和领域。这些地区的人员和企业拥有优先发展机遇。
3.巨大的国家效应
1978年，只有18%的人口居住在城市；今天这个数字接近60%。1990年的中国，还没有所谓的中产阶级；今天有2.3亿人。
如今，中国有两家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和腾讯。2017年，它们交替成为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马云和马化腾比出生在硅谷、伦敦、巴黎和东京的20世纪60年代和1970年代的同代人更聪明吗？看来不是。随着互联网人口的增加，中国肯定会出现一两家亚洲市值最高的公司。只是是谁的问题，因为我们互联网人太多了。
4、技术突破壁垒
任何一个国家的不断进步和迭代，都依赖于两种能力。一是制度变迁，但制度是可逆的。有一种东西是不可逆转的，叫做技术。今天中国的很多产业变化，包括金融业的变化、通信业的变化、传媒业的变化，都是由制度变迁引起的吗？不，所有车牌仍然牢牢掌握在有关部门手中。然而，技术已将许多车牌变成了无用的纸片。因此，技术破墙是新的不可逆转的驱动力。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发展是一波又一波的浪潮。20世纪80年代，中国制造业的发展是全球化背景下产业大转移的结果。随着欧美国家劳动力和人口成本增加，能源价格上涨，白领人口增加，没有人愿意去工厂工作。我们应该做什么？将大量工厂迁往亚洲。此时的中国敞开大门，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
到了90年代中期，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也开始增加，制造业开始趋于饱和。这时，互联网出现了。在互联网经济方面，中国赶上了工业革命的末班车和互联网革命的首班车。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互联网一次又一次发起冲击波，改变着人与消费的关系、人与商品的关系、人与服务的关系、人与金融的关系。去年以来，人与资本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在全球制造能力的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供给与需求的上升以及供给与需求的错配。我们关注的商业模式都与这部分相关。同时，展望未来，我们看到了很多技术革命，包括新能源革命、材料革命、基因革命，这些革命显着响应了中国资本和内需的增长。
幸运的是，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美好的商业时代。
因此，我们经历了恍若隔世的四十年。当这个时代到来的时候，势不可挡，万物肆意生长，尘埃黎明升起。江河汇成江河，无名山峰拔地而起，天地一瞬间开阔了。
4、需要进贡的四类人
这四十年来，我们需要向一些人致敬，他们是：
1.农民工
现在有一个词叫蔑视链，一个阶级蔑视另一个阶级，农民工可能处于这个链条的最底层。有农民工2.3亿人。改革开放期间，他们通过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了粮食问题。然而，当他们想去城市的时候，却发现国家有很多制度限制他们。他们无奈，只能回到家乡，洗脚上岸，建立中华乡。企业，然后中国城市化以后，他们以不真实的身份去城市，贡献自己的劳动力。如今，他们仍然是中国城镇化建设的主力军。
632米的上海中心负责人称，有一位来自安徽的瓦工。老家的未婚妻来找他，问他这两年在上海做什么。年轻人说，我带你去看一个地方，然后他们就到了浦东陆家嘴。站在马路对面看着上海中心，我对女朋友说，这栋楼是我建的，但是我没有钱带你进去，而且里面的东西也不是我买得起的，但是它不没关系，在这栋楼的最高处，我刻上了你的名字。上海中心的顶层，刻着八千名建设者的名字。所以，最先需要致敬的，就是这些付出了血汗、受到了非常不公平待遇的人。
2.企业家
企业家站在蔑视链的最高端。1978年之前，中国没有一家私营企业，但今天已有2000万家。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拥有2000万家私营企业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也是所谓中国特色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几十年来，他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同时也改变了国家。很多人都感觉这波人血管里流淌的血液是金色的。这是一群爱钱的人，但当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时，企业家赚的每一分钱都与他们的日常消费无关。
它承担了相当意义上的社会责任，为数十、数百甚至数万人提供了就业机会。这些员工的背后是数以百万计的家庭。企业家的这些不确定的冒险改变了中国每个行业和每个城市的面貌。
这些人的出现，以及包容他们出现的制度环境，是我们第二个需要致敬的。
3、地方干部
当地干部今天的心情其实挺郁闷的。很多文章甚至说，中国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是人民崛起的结果。人民群众在崛起的过程中，需要一些革命者、改革者，而这些革命者、改革者就是地方干部。回望四十年，地方干部也需要我们的致敬。
张五常在《中国经济制度》中提出地方政府法团主义。所有市长、市委书记实际上都是董事长，所有县长、市长都是总经理。就像我们在商业中一样，他们也有KPI。我们有营业收入和净利润，但它们有GDP和财政收入。中国各地的政府官员都以公司的形式经营当地。这就是所谓的地方政府法团主义。
谢高华于1982年4月至1984年12月担任义乌县委书记，是全国第一个允许人们在路边摆摊卖货的县。由于雨雪天气无法摆摊，于是搭起了棚子，成为中国第一个小商品交易市场，最终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集散地。
中国有成千上万的谢高华，正是这些人决定性地改变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格局。他们拥有更大的权力，也承担着更大的责任。对于谢高华来说，允许农民在路边摆摊本身就是违法的，他需要戴着黑帽子来做这些事情。因此，我们必须向这些把自己的前途押在改革上的地方干部致敬。
4.企业家
中国每天有上万家企业开业，今年新注册企业达360万家。但不幸的是，其中95%的人会在18个月内死亡。中国是一个年轻人创业较多的国家，也是一个创业失败率非常高的国家。
中国每年都有很多人自杀，有因失恋自杀、因抑郁自杀、因债务自杀……但很少听说创业者自杀。这些人是在用生命赌未来，这些人需要致敬。
5.一切都还没有命名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改革开放后的第一批骄傲的人，都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退休的。这波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整个过程。五年、十年后，又一代人将退休，80后、90后、00后将继续崛起。
在这个过程中，每个人都在思考同一个问题：我和这个时代有什么关系？我是不是这个时代失败了？这个时代辜负了我吗？
这个时代从来不会让人失望，它只是磨炼着我们和每一个试图改变命运的普通人。
有人感叹青春结束了，历史结束了，要写回忆录。但更多的人开始高呼世界是如此新，一切都还没有被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