洞悉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在规律包括(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原则)

系统性金融风险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话题。理论上的复杂性在于它与人类已知的风险类别不同。在很大程度上，系统性风险不是一个以原因或因素为导向的风险概念（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而是以结果为导向的风险概念。它可能是由已知的风险类别或未知的风险类别引起的。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阶段，是已知风险和未知风险的交织和融合。经验和知识不足、管理制度僵化、监管协调不力。由于成本高昂等因素，许多国家政府被迫以巨大的社会成本为代价来应对风险。

为了避免日益频繁的金融危机，有必要建立识别、评估、计量、监测、缓释和处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治理体系。这就需要从理论上明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内涵和外延，总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评估和计量方法，然后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动态变化纳入日常监测，根据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采取相应的缓解措施。金融风险，延缓金融危机发生。遭遇金融危机还需要管理金融危机、尽可能降低治理社会成本的理论支撑。

实践的复杂性在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来源多元化，既有内生性的，也有外生性的。治理体系建设涉及国家的政治体系、监管体系、监管理念、金融结构等。这既涉及历史文化因素，也涉及国际监管合作。既有共同利益，也有个人诉求；所有国家都面临着多个实体的参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产生和分担受到宏观政策目标多元化的制约。因此，识别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程度最常见的情况是差异大于统一，因无法一致行动而错过干预的最佳时机。

但国际监管规则与本土环境不适应，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外汇政策、宏观审慎政策、微观审慎政策叠加产生的政策紧缩效应和扩张效应进一步加剧金融周期波动，推动了金融危机的进程。在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阶段，听到最多的声音是“这次与以往不同”。金融危机爆发后，听到最多的声音是“如果早点采取措施就更好了”。

张章博士的新书《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缘起与治理——国际经验与教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讨论和分析。本书具有三个突出特点。第一，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各国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践表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认识不清，必然成为及早防范和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大威胁。

本书从认识论的哲学层面出发，从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瑞典、冰岛、爱尔兰、澳大利亚、墨西哥等众多文化典故中传递风险防控的传统智慧。韩国、泰国结合印度尼西亚、智利、土耳其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的案例，分析系统性金融风险积累的内在机制，提炼治理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经验，总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优缺点治理政策，从而升华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认识。了解金融风险的一般规律。

第二，历史与现实相互呼应。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曾说过，历史虽然不会重演，但它确实有节奏。本书以史为鉴，梳理了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的主要领域，得出了一些对于管理现实问题非常有启发性的结论。面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各国政府债务不断积累，笔者提出金融抑制与审慎监管难以区分。容忍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同时实施一定程度的金融抑制，是减少政府债务的可行途径。

面对周期性明显的房地产行业，笔者建议，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必须关注融资如何支撑房地产行业繁荣，及早遏制融资杠杆不断积累带来的风险，同时，要增强金融体系的韧性，应对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影响。房地产调控的政策目标不应该是房价上涨，而是家庭和银行杠杆率上升带来的风险。

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金融市场，作者提出，全球市场流动性变化导致不同国家、货币、期限的杠杆水平和资产负债错配。错配的动态调整过程就是资金的跨境流入和流出。随着这个过程，金融市场很可能会出现大幅波动，引发金融危机。实体经济与金融机构货币、期限的过度错配是金融危机的真正内因。这些洞察有助于找到历史的节奏、把握现实世界的脉搏。

第三，批评与扬弃相辅相成。在防范房地产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实践中，美国和日本都失败了。长期低利率环境、政府强力推动、不坚守风险底线的产品设计、通过金融手段创造需求、监管机构激烈竞争、金融机构高杠杆、美化评级、霸权主义商业利益的争夺在美国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悲剧。它在国际经济金融周期中的强势地位让世界为美国的政策错误付出代价。

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的信贷周期和房地产周期高度融合，但很快就陷入了人口老龄化的陷阱。经济低迷和房价持续下跌严重损害了银行业。存款利率管制的放松和资本市场的机遇，为非金融企业“套利”打开了空间，也为企业由实转虚提供了内生动力，最终对制造业造成沉重打击。

爱尔兰忽视了住房租赁市场在缓解金融危机影响中的作用，并在危机到来时付出了惨重代价。对美国、日本、爱尔兰的批判和反思，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决定房地产市场周期的因素，更深刻地认识房地产与金融的关系，更深刻地认识房地产的作用。房地产租赁市场。

金融危机的低谷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全面释放的时期。金融周期的高峰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累积达到顶峰的时期。从低谷到高峰的时期是系统性金融风险持续积累的时期。

尽管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国际监管机构试图不断“打补丁”，减缓系统性金融风险的积累，降低银行引发金融危机的频率。但也正是因为它们无法摆脱周期性和结构性问题。受因素影响，上一次金融周期顶峰15年后，瑞信、硅谷银行、Signature银行等一系列濒临倒闭的银行再次将全球金融体系推向危机边缘。残酷的现实印证了这些金融危机的必然性，也解释了这部作品的内在价值。

（本文作者陈忠阳，中国人民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人民大学高级研究员。本文转载自金融时报5月5日）欢迎关注任达重阳新浪微博：@人大重阳；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