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营造制度中的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古代营造制度中的天文与人文是什么)

澎湃新闻记者王政

5月14日下午，“三联新知大会”第四季度第三次论坛在线举行。论坛由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王军、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石、中国建筑学会纪念馆副馆长王楠主持清华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鞠曦四位学者齐声发言。《古代建筑系统中的天文学与人文》。

天文学是远古先民通过观察现象、讲述时间来完成对时空的测量和规划的；人文是中华民族传承的礼仪和思想体系。古人寻求天文学的变化来确定时间；他们寻求人文学科的变革以形成传统。《周易·贲·彖》云：“刚柔相济，是天文。文明是人类的终结。观察天文，观察时间的变化。观察人类，转化为世界。”

中国古代的建筑体系，上以天文，下以人文。空间被时间赋予意义，成为知识和思想的载体，塑造与世界和环境融为一体的建筑形态。这种时空格局所蕴含的人文信息，直接通向农业文明的起源。经过明清北京的继承和发展，固化为不朽的文化遗产。

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历史演变的亮点，引发了王朝的崛起和民族的迁徙。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固有的文化体系并没有因为朝代更迭而中断。今年年初，《城记》作者王军的新书《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两册）在生活·阅读·新知三联书店出版。本书以中国古代典籍为基础，以中国天文学、考古学为研究方法。从元代七正塔追溯中华文明的奠基时期，展示了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延续。

《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两卷）

只有深入了解中国古代的天文和人文传统，才能正确解读中国古代建筑的基因密码。以元代大都为例。这座由游牧统治者忽必烈建造的都城，用城市的空间形态诠释了宇宙的诞生和万物的气息。它呈现出完整、经典的思想体系，成为中国传统制度。一座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的丰碑。

在王峻看来，“尧风舜雨”代表了中国人民几千年来对太平盛世的向往，而古代中国的建设和规划正是基于实现这一理想。“忽必烈元朝，以一座城市的建设，证明了中国多元一体化格局的思想渊源和意义，以不朽的文化遗产见证了中华文明的悠久历史。”

“山水有阴阳，农时有天文。”

由于北京疫情封锁，第三届论坛不仅照常在网上举行，四位学者也被限制出门，无法线下聚会。他们必须在各自自习室的电脑前“在线发言”。主持人王军在开场致辞中首先指出，今年是三联书店成立90周年。“三联书店对于我们国家的文化传承具有重要意义。庆幸的是，我读书的时候读了很多三联的书。三联是我的灵感现在有幸成为三联的作者。三联书店始终致力于传播前沿思想，搭建作者与读者、精英与大众之间沟通的桥梁。我认为新知大会就是这样一座桥梁。”

王军回忆，本季新知大会前两场分别讨论了景观和农业。“其实这些都和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有关。大家都知道，山水是阴阳，山水之间是阴阳之间。寻找阴阳。和谐之美。农业的出现首先得益于对农业时间的控制。这与天文学和观测时间有关。如果古人不能测量时间，就不会出现农业，也就不会有农业文明和延续至今的农业文明。中华文明。这一系列非常重要的知识得以传承下来，对制度的创建产生了根本性的影响，因为这些思想是古人的生存之道，具有极其崇高的意义。”

对于自己的新作《尧风舜雨：元大都规划思想与古代中国》，王军表示，在讨论元大都计划时，要找到其背后的天文与人文的关系。”忽必烈在元大都的计划中明确表示，他要加入中华民族。接任后，迁居中原后，必须继承与农业生产有关的知识和生产制度，否则他就不会成为中华民族的一员。才能真正立足。”

提及元代钟鼓楼的修建，“鼓楼为关祥祥通名七正楼，实为‘舜帝受命于京城中央立碑’”。天’。排列在南北，形成岁卦，到了时候，天下就会跟着。”，表达了这个意思。我们做了很多分析图。北面的建德门以易干卦为基础，安贞门以易坤卦为基础。乾坤显示得以保留，——矗立其中。这样的城市规划布局。在北京得到了继承和体现。”至于如何在空间上表达《周易》英里的概念，王军认为，北京的建设规划也是基于同样的方法，“这些地面测绘与天文学知识。紫禁城里太和殿的《见机随游》、中和殿的《运指绝中》、保和殿的《皇间兼游记》，都表达了正确定位和计时的理念。”

王军表示，在北京新城市总体规划中，从钟鼓楼向南经故宫到永定门的北京中轴线，已经存在了数百年，将南北延伸，屹立为首都。成为21世纪的大国。“脊柱”。“中国古代城市和建筑的轴线体系，不仅是观测计时的时空系统的投影，也是阴阳哲学、尊天信仰、环境地理学、宇宙观念、礼仪规范的塑造。观察和计时对应的是权力的获得，计时就是权力的获得，只有提供公共服务才能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会认为这个权力来自天上，但我看天空，看到了时间。上帝给了我这种力量，上帝给了我统治世界的力量，命运的概念由此诞生。”

“天赋予了我这个命运，上帝被拟人化了，这就产生了原始宗教。拟人化的‘天’就是上帝。‘上帝’其实是一个中文词，利玛窦用它来翻译‘GOD’。事实上，他们的上帝与我们的上帝不同。西方的上帝是造物主，而我们的上帝是人格化的“天”，权力的赋予者是地上的皇帝，而不是造物主。皇帝可以改变，王朝可以改变“他们姓易代，但以天命为代表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实践必须永远传承下去。”王军说。

元代大都天地关系分析图，王俊绘制

“堪称典范”，中国人的时空观

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冯石的代表作是本次论坛的主题，《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他在演讲中提出了“中国古代建筑体系中的三大人才”的思想。“我们都知道‘三才’，就是天、地、人。中国传统建筑与天、地、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也与中国古代科学体系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今天我们讲的中国古典建筑学无非三种：第一是天文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力学。这三个学科在传统建筑中都有非常明显的体现。

在冯时看来，这三门科学之所以古老，是有其根本原因的。“它们的出现是为了服务原始农业。农业文明的兴起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人们必须对农耕时间有把握。几千年前甚至更早的时候，人们是如何解决农耕时间问题的？”只有一种方法，那就是观察天文现象。天文学发展起来后，面临一个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从大的角度来看，它对于确定准确的农业时间其实帮助不大。天文观测要精确，就必须引入另一种知识：数学。这就是算术成为中国最早的古典科学的原因。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天文学和数学实际上是一家人。”

从效益农业出发，另一个重要的知识就是力学。“原始农业建立后，原始人要从洞穴里走出来，定居下来。为了定居，他们必须建造自己的房屋。他们首先追求的一定是建筑物的耐用性，这就需要他们开始研究力学原理。”在冯时看来，中国传统的知识认识论其实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所谓格物致知。“格物致知是指人们通过对自然界万物的观察和分析来获得知识。它是唯物主义的，而不是唯心主义的。中国古代的一切知识实际上都是他们在生产实践中看到的，而不是凭空想象的。”

天文学研究开展后，接下来面临的问题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规划。“要实现精确的天文研究，就需要制造相应的天文仪器来辅助。手表的制造已经成为所有天文仪器中最古老的类型。”事实上，钟表的发明不仅促进了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发展进步，成为时空体系是人文体系构建的基础，因此对文明史的形成和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

冯时曾撰文说，原来的“表”是一根直立在平地上的杆子。由于人们需要知道不同季节地表影子的长度，因此还发明了独尺来测量影子的长度。“今天我们说把它当作指南，圭是测量影子的尺子，古人称之为圭。震是表杆。表杆是测量影子的标准仪器。圭是测量影子的标准仪器。”所以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实际上就是‘标准’的意思。”

“手表的用途非常广泛。首先，它是用来确定方位的，这个想法是通过测量太阳的投影方向来实现的。其次，它是用来确定节气的，显然，这是根据一年中中午手表影子长短的变化。手表的其他用途也很有意义。古人最初是通过一天中手表影子位置的变化来测量时间的，但相当粗糙后来由手表衍生出来的日晷独立发展了这一功能；古人通过研究两至日影子的长度，可以了解黄道和赤道的倾角，从而逐渐提高了天文观测和观测的准确性。历法编制；古人还根据同时不同地点的影子长度的变化来测量距离，不仅建立了影子相差千里的理论。可以利用定律来寻找地心，这种方法在后世也逐渐得到完善。”

统治者获得权力后，首先考虑的往往是住在哪里。“古人认为，授予王权的神住在天的中心，也就是北极。那么继承天地的王应该住在哪里呢？他必须住在地心，这样他才能认识君王以及所赋予他的权力，神与神之间最直接的联系，形成了中国传统政治中“中央为政”的政治理念。中国历朝历代的朝廷，也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王朝首都。在大多数地方，这是由中央统治的政治理念决定的。

手表的功能是测量影子。测量首先是测量空间，然后在空间的准确规划的基础上规划时间。这就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时空观”。“在中国传统的时空关系中，空间是第一位的，这与西方的时空关系不同，是空间决定时间。——打开《周礼》。立即跳到前面的是‘识别正确’入门的第一步就是找准方位。中国传统建筑在建造之前，首先要找准方位，这一点与西方不同。方位问题在西方建筑中基本不是问题，可以朝向任何方向，但是在中国不行。我们必须先定好经线和卯酉线，先解决这些空间问题，然后才能开始建设。所以中国传统的城市都是方形的，对称的。而且这样这种用桌子来规划空间和时间的工作范式其实很符合我们传统的建筑体系思维。”冯石说。

北京故宫神武门门口，王军摄，2016年9月

当这个传统传到元朝时，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元朝的疆域太大了。“基于这么大的领土，如果将都城定在洛阳，就不利于统治北方大片地区。所以，忽必烈后来选择了大都作为都城，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在冯时看来，这个改变并不容易。忽必烈必须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传统“中”观念的延续问题。

“王军教授的新书《尧风舜雨》，书名很好，从元人的文化心理上解决了忽必烈接受汉法的问题，以求他的王朝成为中国正统。也就是说，我的元朝不是转折点，是中原王朝的传承，他立刻把传承点推到了尧舜身上，这个说法如何成立？这又回到了观察时间和神权的观念诸王的权力，因为对于当时的解释权一直都是国王所垄断，只有皇帝才有观察现象和时机的特权。忽必烈建立了都城，他接受了汉法。我们都知道，草原民族和游牧民族之前是没有都城的，而都城的建立本身就是接受汉法的标志，而天文台的修建更是如此，通过这一点，他完成了正统在汉朝的延续。政治背景。”

冯石在演讲中还提到了中国古代建筑中的阴阳观念。“建筑本身就是空间布局，而最适合表达阴阳概念的就是空间布局。那么我们如何区分阴阳呢？古时候有句话说，如果有一座宫殿，必有碑。碑有什么用？可以认日影，导阴阳。祠堂里也有碑，也是用来认日影，辨阴的。所谓导阴阳，就是分阴阳，分阴阳，就是从方位和空间上划分东西方，东方是阳位，西方是阴位。我们来看一下。按照传统的皇城布局，紫禁城的布局是“左祖右舍”（其中“祖”指宗庙或太庙，用于祭祀祖先；“社”是社稷坛，用于祭祀社稷）坐北朝南，左为东，右为西，左右对称。）所以说中国古代建筑，既有天的内涵，又有地的象征。当然，其最终目的是为人民服务。这样一座集天、地、人三才为一体的建筑，可谓是如出一辙。它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

“看似天开，实为人为”，中国建筑规则的方圆之道

清华大学中国建筑学会纪念馆副馆长王楠做了题为“中国建筑的规则与圆”的演讲。在他看来，中国古代人在谈论园林艺术时常说这样一句话：“虽为人所造，却似天所造”。“我们可以反过来说，‘虽然天空看起来像是被创造出来的，但实际上它是由人类创造的。’”——它仍然是人类创造的。结果是它仍然受到规则、正方形和圆形的经典比例的控制。”

列举了一些例子后，王楠讲述了古代人们在建筑中使用的工具。“我们看汉代吴氏墓地里著名的伏羲和女娲肖像，他们掌管着规则，规范着世界。这就是中国的‘创世纪’——，而西方的创世纪则是米开朗基罗画的图案。所以我人们常说伏羲和女娲是最早的规划师和建筑师，他们的工具就是规则。”

在王楠看来，伏羲所持有的“时刻”至今仍活在日本工匠之中。“长方尺在日本人中被称为弯尺，它的刻度很有趣，上面的刻度是正常的公制厘米，下面的刻度是2厘米的平方根。所以当日本工匠想要表达平方根时2、不用拿出计算器，用尺子量一下就可以了。但我在GoogleJapan上查了木工尺，写词条的人感叹现在懂这个东西的人越来越少了，并且正处于迷失的边缘。”

“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各个时期建筑师的照片。比如中世纪的铭文中，工匠手里拿着一根长杆，就像中国的杆子一样。这里是一把方尺，这里是一个指南针。西方人说当你去帕台农神庙等一系列经典建筑时，总会谈到黄金比例，这在西方造型艺术中是绝对明显的，其实中国也有相关文献《周髀算经》，如果你看一下真正的东西，我们从新石器时代开始——从如此大规模的首都建造到最小规模的斗拱部分，古代中国人都使用基于方形和圆形的比例。”王楠认为，这体现了中国人对美丽比例的践行。“是天地之和，按照今天冯时老师的表述，这表达了天地人三才的和谐。这种比例要求由来已久，是一致的。它贯穿于一切。”“我们的建设系统水平很高，而且从未中断过。想想就很有趣。人们很兴奋。”

中国建筑学会在20世纪30年代拍摄的北京西直门，展示了其圆形券门系统。清华大学建筑学院资源室提供

时间在地球上的投影“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标志着生命的节奏”。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学院副教授鞠曦笑着说，他的民俗学领域是研究普通百姓日常生活的学科。“所以我关心的是地球上数量最多的人，那些每天努力工作只是为了生存的人。”尽自己所能的普通人，他们是城市真正的使用者、生活者和使用者。而这些真正推动历史发展的普通人，他们的脑子里是否有一套天文人文观念呢？这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话题。”

中国人的生活要求起居必须顺应天气。这也是中国传统民俗外化的一个基本特征。王楠以老北京居民的日常生活为例说：“以前，北京人立春去东直门打春牛，立春去天坛避毒采药。端午节，重阳节登天宁寺、香山等地。同时，一年中北京居民的生活节奏不仅有季节性，而且有方向性。比如东直门在东北，对应立春。天坛和金鱼池在城南，夏天必到此地。要避暑，就去天坛吧天帝在三伏天贴上狗贴，据说贴在天坛的石头上，一年都不会生病。秋天去香山山看红叶。香山在西，象征秋天。”

“从普通市民的角度来看，那些民俗活动和相应的寺庙遗址与特定的时间是一致的。一方面，它们是人们赏花、休息、参观的公园，另一方面，它们显然是与现代公园有关。差异性，每个寺庙都有自己专属的时间和活动意义。二月初一，一定要去太阳宫太阳庙；三月初三，一定要去蟠桃宫；三月初一，一定要去蟠桃宫；三月初一，一定要去蟠桃宫。四月初一，一定要去妙峰山……清末《燕京岁时记》序言中有一句话：各地都有定期游览，里里外外看看都合适可以说，不仅在北京的规划者眼中，这座城市就是天文星辰在地球上的投影。对于普通百姓来说，日常的民间祭祀也是时间在地球上的投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标记着生命的节奏。”

鞠熙还饶有兴趣地介绍，清朝中期以来，北京内城城墙上砖块大量脱落，杂草丛生。“因为城墙不允许普通人随便去，而且那里人又少，久而久之这些地方就成了野生动物的天堂。我有一篇文章叫《城市里的邻居们》，里面讲的是北京如何在过去并不像现在那么昂贵，而是一个人、世间万物、野生动物并存的城市。城里的黄鼠狼和狐狸特别多。里面有大量的文献资料。元代记载，北京有很多狐狸，狐狸和黄鼠狼也被北京市民视为“大仙”，是一种灵性动物，北京有很多狐狸成神的传说。人们逐渐开始相信北京内城角楼上的狐精特别灵验，以至于这些塔后来被简称为‘狐仙塔’，尤其是东南角楼和西南角楼。”

“无论是城楼还是角楼，都可以被视为国家的象征，是国家权力和威严的象征。然而，当老百姓开始在这些地方祭拜狐仙时，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草根的形式来扭转这个局面。”祈福仙山是老百姓用自己的观念来消解甚至反抗皇权的象征体系，它的生命力如此之强，我们不能简单地将其视为迷信。但我们也要看到其背后隐藏的意义，人文价值。”巨兮说道。

清代京城重修的城隍庙后殿（睡殿），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城房街33号。王军摄2014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