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教授出的书(清华教授写的书)
澎湃新闻记者岳怀让
5月13日，该杂志官方微信公众号发表了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宏的文章《中国文化》。文章对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毛峰此前出版的《读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的几个意外》（科学出版社，2021年10月）一书提出质疑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澎湃新闻记者发现，毛峰的《中华古代文明之光》套装在多个网购平台上有售，价格在300多元到400元不等。本书共分为十九章。
本书内容简介为：《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以作者主持和参与的国家“中华文明发现工程”科研项目子课题所取得的科研成果为基础，通过对多处考古遗址的现场勘察、考古资料馆藏与历史文献收藏从文字、冶金青铜、祭祀、城市、先贤思想、古代文明传播等方面论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发展和特征。
据《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介绍，该书作者毛峰博士是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历任清华大学企业合作委员会石油石化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3S中心常务副主任、“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重点研究基地”主任。空间信息技术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应用》（清华大学）。
近年来，毛峰主要从事空间信息技术应用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的研究。承担“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空间信息技术在大型遗址保护中的应用研究”（以京杭大运河为例）。示例）”；“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子项目“GIS和VR技术在勘探中的应用研究”中华文明起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基于碳源碳下沉空间格局的城乡空间规划方法研究”等。
澎湃新闻记者注意到，毛峰早期工作主要集中在遥感、测量领域。近年来，他开始涉足文化遗产保护。在《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之前，他还出版了《中华古代文明之光》等社会科学著作。
徐宏教授对《京杭大运河历史与复兴》这本书的质疑主要集中在“书中结构的逻辑性”、“文字、图片和数据引用”等方面。作为著名考古学者，徐宏对书中“以彩陶纹饰作为图形符号”、“遗漏了5000-4000年前的原文”、“忽视了这种现象”等诸多问题十分关注。遗址、建筑物和文物”以及“滥用赝品作为证据”。举怀疑现象为例。
例如，徐宏在《中华古代文明之光》《文物、建筑、文物现象》一书中提到这一问题时：组图《河北徐水县南庄头遗址出土文物实例》中（图13-4））、图（一）“南庄头出土的灰陶罐”实际上是辽代苍林式陶罐。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辽野鲁豫墓出土，内蒙古博物馆收藏。由于该工具在网上图片搜索中标注为“南庄头遗址游览攻略”，可能误导了小编。图（b）“南庄头出土灰陶杯”实为湖南省道县玉蟾岩遗址出土的旧石器时代晚期陶鼎。估计是百度搜索误导了小编。图（C）“南庄头出土褐陶罐”实为半坡遗址仰韶文化彩陶鱼纹盆。这张图片的来源确实来自《百度百科-南庄头遗址》。
在“佩利根遗址及出土陶器和石器实例”照片组（图13-9）中，没有石器的照片。相反，有佩里根遗址的实地照片。“佩里根遗址平底陶盆”实际上是仰韶文化彩陶尓形器。由五阳小学捐赠，现藏河南博物院。组图《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实例》（图13-13）中，大同孙家寨出土的“青海舞纹彩陶盆”属于马家窑文化。组图《大汶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实例》（图13-14）中，图（a）“半坡遗址鱼纹彩陶盆”实为彩陶背盆，图（b）“青海舞纹彩陶盆”实际上是一个陶盆，图（c）中的“陕西黄陵肖像画盆”实际上是一个彩陶盆。
在良渚文化部分，有一组“翻山达官墓出土的良渚文明典型玉器”图片（图3-10）。其中三幅图标注为“姚家山墓出土”，玉钺标注为“玉云天器”。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来自反山、尧山等地的重要玉器，特别是作为良渚文化代表器物的玉琮图画，却根本没有收录。
徐宏教授还在文中指出，感觉《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的编者对二里头遗址与偃师商城的关系不是很清楚，所以提出了如下描述：“二里头遗址”偃师商城是商朝建立初期的商都，随着二里头不同文化层次的夏中晚期和商初城市遗址的考古发现，考古现已逐步确认，偃师商城包括大城、小城和宫城，有宫殿、水池、青铜铸造作坊等。”（第181页）。
又如“1959年，徐旭升带领考古队对‘下须’二里头进行第一次考古发掘时，发现一把残破的青铜刀”（第38页）。许旭升率队只是进行了考察，并没有进行考古发掘，也没有发现青铜刀。在“二里头代表青铜”青铜鼎照片中（图2-2），回图网的LOGO依然清晰可见，这种有柱有足的圆鼎在安阳殷墟中常见。此件应出自M18（详情《中华古代文明之光》，文物出版社，1985），比二里头文化晚数百年。看来这位网友的张冠利戴误导了小编。
照片《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实例》（图2-3）中，所谓的“三星堆人面纹方鼎”其实是湖南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人面纹大河东，而“三星堆铜牛“尊”则是殷墟出土的“雅昌”牛尊。这两件文物在“青铜的对话：黄河流域商代青铜文明”展览中展出2016年在三星堆博物馆，或许正因如此，它被小编作为三星堆出土文物收入书中。
另外，《金沙遗址青铜器范例》（图2-6）中标有“金沙青铜器”的器物，就是西周青铜器。1978年出土于成都南郊，一般认为具有越南风格，与金沙遗址相似，不属于同一文化体系。
对于《殷墟青铜器》这本书，有“误用假证之嫌”，徐宏还举了一个例子：对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编者说，“对于使用的武器数量很少，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商代军队所制的“权杖”和刻有甲骨文的器物，有考古专家认为是商代军队与蜀军之间的战利品”（第44页）。编者没有这段文字没有附有图片，所以他不知道它指的是什么。众所周知，三星堆遗址中存在着罕见的青铜兵器，仅见过一把十字形的青铜匕首，应该是为礼器而制作的。仿实战兵器而非实用兵器。作为欧亚大陆西部身份地位的象征，权杖在东亚腹地更是罕见。三星堆遗址至今未发现任何文字。是否存在“刻有甲骨文的器物”铭文”，必定是赝品。与之类似的还有附图《牛河梁祭祀墓出土玉器》中的玉龟（图3-6）。龟背上居然刻有文字，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是这样，这么重要的文本在本书的正文部分根本就不会被提及。
除了上述图片和资料使用上的问题外，徐宏还指出了《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书中其他明显的错误和不足。例如，第4章第5节（第152页）“摩亨佐·达罗——印度文明早期城市的代表”一节，标题明显有错误。该城遗址位于今巴基斯坦境内，属于印度河流域。古代文明而不是印度文明。
公开资料显示，《中华古代文明之光》一书的出版商科学出版社是中国最大的综合性科技出版机构，成立于1954年8月。澎湃新闻记者5月14日下午从科学出版社内部人士处获悉，出版商注意到网络文章中对《中华古代文明之光》这本书的质疑。
主编：姜晨睿图片编辑：姜立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