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地合作什么意思(校地合作共同推进乡村振兴宣传稿申论)

随着我国整体经济形势的变化，国内大学加快与地方政府合作办学，地方政府也千方百计吸引高水平大学落户。

在此过程中，全国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不断加剧，政府在处理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也面临新的考验。

今年4月26日，对于安徽省天长市来说是一个值得铭记的日子。

这一天，南京信息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南京大学”）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奠基仪式在我市举行，这标志着这座县级市正式迎来了“南京大学”。“双一流”建设大学。入驻。

历史上，抗日战争时期，天长市成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所在地。

如今，地区与“大学”第二次“联姻”，但原因却截然不同。前者是为了保护国家，后者是为了发展地方经济。

事实上，在国内高校加速向全国各地布局的背景下，天长市与南京大学的此次合作绝非孤例。

特别是近两年，各地竞相吸引高水平大学在当地办学或建设研究机构。

有学者直言，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蜜月期”已经到来。

这是真的吗？

蜜月与争夺

奠基仪式上，天长市委副书记、市长何家平在致辞中介绍，2019年9月，天长市政府与南京大学以中央《长三角》一体化规划纲要为契机，签订校地合作协议。

他们进行初步沟通、签署协议、推进各项任务的时期，也是国内高校与各地互动最频繁的时期。

《中国科学报》记者简单梳理了2019年1月以来国内媒体披露的相关信息。

据不完全统计，短短一年多时间，国内已有约13所大学与地方政府进行了相关互动。

也就是说，平均来说，一条涉及校地合作的新闻，不到一个半月就会在媒体上刊登。

例如，就在天长市与南京大学举行奠基仪式前三天，肇庆市与香港公开大学远程签署协议，共办香港公开大学（肇庆）；2020年河南省“两会”期间，河南省教育厅副厅长刁玉华透露，该省正在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民航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国内高校对接中国科学院大学在河南设立研究院或分校；今年4月，安徽师范大学皖江学院调往安徽省，针对这一事件，安徽多个地级市甚至发起了“战斗”……

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周光利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这一现象的背后，意味着我国经济发展已经到了新的阶段。

“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产业正在向高端水平转型升级，东部地区甚至可以说已经进入了知识经济时代。”

周光利表示，知识经济时代，高等教育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很多地方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也正因如此，优质高等教育资源的竞争日趋激烈。

西南财经大学发展研究院副院长陈涛是一位学者，他将这场斗争称为“蜜月期”。

他在文章中写道：“今天的高等教育不是昨天，今天的大学也不是昨天。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日益凸显。”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生产力”属性日趋紧张，纵观国内外高等教育，无论是西方的创业型大学，还是我国的产教融合发展，高等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经济发展进入了历史性的‘蜜月期’。”

“可以说，大学已成为集群网络的核心节点，高等教育已成为产业集群的创新要素。”陈涛在接受采访时说道。

2017年4月，电子科技大学与四川省宜宾市政府签署协议，共建电子科技大学宜宾研究院。

宜宾市政府引进电子科技大学的目的非常明确。——利用电子科技大学在IT领域的科研能力，可为全市180多家智能终端企业提供“对口支持”。同时，电子科技大学可以让科研和教学尽可能贴近丰富的产业。集中区。

“这一定是一个大趋势。”

宜宾研究院院长高春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当前国内产业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研发机构与生产机构的距离成为瓶颈。

“两者应该是‘背靠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趋势也是不可避免的。”高春明说道。

理性与盲目

电子科技大学与宜宾市的合作有很强的目的性，但如果把视野扩大到全国，情况就有些不同了。

多年来，周广利一直在观察学校与地方的相关合作。他表示，在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中，双方的诉求完全不同。“地方希望通过合作为自己引进好的教育资源甚至好的大学，而大学则希望扩大办学空间，更直接的目的是获得资金和土地。”不过，两方博弈的最终结果，一定是地方政府实现自己的目标。

“原因很简单，地方政府划拨给高校的土地是国有资产，不属于高校所有，高校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而且，由于在政策的影响下，高校辛辛苦苦创办的机构（特别是分校）最终会被摧毁，与母机构分离，因为异地办学不受现有政策的认可，也没有成功的案例。之前的案例。”

周光利表示，必须承认，目前的高校布局有利于国家层面优质教育资源的均衡分配，但对于高校来说，最终只能是“竹篮打水”。篮子里却一无所获”。

既然如此，为什么高校还对此趋之若鹜呢？

“很多大学在其他地区的布局，实际上是一种市场行为，具有一定的盲目性。”

周光利表示，正是因为一些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的主要目的是“圈钱”、“圈资源”，所以这种合作缺乏针对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优质教育资源向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的集中。从而导致东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进一步不平衡。

东西部地区吸引优质教育资源的“马太效应”在这波“校地合作浪潮”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以记者一年来整理的相关信息为例，13条新闻中，新闻中的合作教学科研机构有11个位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仅吸引了两所合作办学机构，其中一所是“较西部”的甘肃到“较西部”的四川。

对此，中国科学院大学管理学院教授刘西林表示，当前的“马太效应”除了一些非理性因素外，也存在一些合理因素。

“发展越快，对科技和教育的需求就越迫切。然而，经济发展较快的地方，并不一定是教育最发达的地方。这是当前中东部地区大力引进高等教育资源的更深层次原因。”

刘喜林表示，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广东省和浙江省，这两个省份也是引进高等教育资源力度最大的地区之一。

此外，当前西部地区优质教育资源匮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资金匮乏。

2019年，国家财政投入“双一流”建设约200亿元，直接带动地方投资300亿元。

其中，仅广东省就占了130亿元。

不同省份和地区之间教育投入差距明显。

2019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与中国人民大学签署协议《共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框架协议》。双方将在宁夏中国人民大学下设立一所中外高等教育合作机构。

据记者查阅的信息，人大也是近一年来唯一一所在西部地区开设办学机构的东部重点大学。

“在这次合作中，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投入不了多少钱。”

周光利说，相比之下，中国人民大学与苏州的合作项目，苏州市政府的投资之大，几乎可以让人们拎包入住。这说明西部地区并非完全缺乏高等教育。教育是对经济产业的巨大支撑，但提供财政支持确实很难。

事实上，如果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协调，甚至超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造成“教育过度”，那么高等教育甚至可能成为区域发展的负担。

周光利说，高等教育领先于经济发展最典型的省份是陕西省。“陕西的高等教育资源大概排在全国前五位，但其经济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于高等教育发展水平，高等教育资源优势尚未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在工作中，刘锡林经常与西部地区和一些中部地区的有关人士进行交流。“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西部地区的教育和人才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空心化，展望未来，这可能是我们发展面临的一个风险。”刘西林说道。

增量与存量

对于中国人民大学与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合作，周光利坦言，中国人民大学此举“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他解释说，宁夏作为世界三大葡萄酒产区之一，葡萄酒产业良好，但其产品的国际声誉远不如法国等国外葡萄酒产区。

为加快全区葡萄酒产业发展，宁夏自治区政府主动与全国人大联手，借助学校雄厚的经济与管理学科基础，特别是农业经济与管理学科，共同建立教学科研机构，培养宁夏本土人才，对接世界顶尖水平的科研实力。

“在这个过程中，人大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支持本土产业。这实际上体现了一种社会责任。”

周光利表示，现阶段，大学在全国的布局确实是一种市场行为，需要考虑一定的经济因素，但同时大学也不应该忘记自己的社会责任。

采访中，高春明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如果高校的布局总是以金钱为中心，中东部地区当然是最佳选择；但如果高校根据某个行业的发展趋势来选择区域，那么西部地区实际上包含着有很多资源需要开发。”

高春明说，作为生产线自动化研究专家，他曾经参观过位于四川德阳的一家企业。

当他听完公司的介绍后，得知这家不起眼的公司居然是国内某加工领域的龙头企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说明我国不同地区的产业能力差异很大，并不是所有行业的产业优势都集中在东部。对此，我相信国家也不愿意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因此“，政府需要有一定的计划。”高春明说。

近年来，为促进西部地区高等教育发展，国家还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在“双一流”建设中给予西部地区高校一定名额等。

陈涛接受采访时表示，对于西部地区来说，在大力引进人才等资源的同时，也要挖掘现有资源的利用价值。

“经过一两轮资源引进后，现在我们应该深入思考如何将引进的人才等资源与当地经济、社会、产业结构的发展深度融合，这是一个治理问题。”陈涛表示，要利用好“存量”，而不是简单地盲目做“加法”。

事实上，对于全国各地频频宣称“建设新大学”的做法，此前就有学者提出质疑：“不是在现有大学的基础上提高办学质量，而是建设一所新大学”。主要考虑是“老牌大学办学理念陈旧，受传统体制束缚，改革难以突破，而新式大学是一张白纸，可以推动改革。但问题是”“建设新大学还需要改革，而‘老’大学做不到这一点。所进行的改革能在新大学继续下去吗？”

“我们不能否认，西方大学在国家政策的支持下，依靠自身努力取得了成绩，但同时，国家层面也必须鼓励像人大这样的‘逆行者’到西方办学。毕竟，这样的事情可以提高西方的高等教育水平，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不符合市场规律，指望大学有这样的‘意识’是不现实的。”周光利说道。

单点与全局

在高春明看来，自2017年成立以来，他的宜宾研究院与宜宾市的合作非常愉快。不过，为了更好地加强技术落地，宜宾研究院也在与当地政府进行探讨，希望后者可以在当地设立研究机构，主要负责相关技术的产业对接。

“我们需要形成共识，大学教师的科研成果普遍停留在实验室水平，很少直接达到工业水平。也就是说，实验室技术向工业技术的转化需要专门人才。”

高春明表示，这方面的人才不一定需要高学历，但必须熟悉与实际生产能力相关的行业技术，从而与大学研发机构形成互补的研发-转化体系。

在大学与地方政府的合作过程中，系统化建设的需要并非科研机构所独有。采访中，周光利甚至坦言，地方政府在规划区域内大学布局时最大的问题之一就是习惯于“单点突破”，没有整体意识。

“目前，我国很多地方政府倾向于重点建设和扶持某所地方大学，但任何一所大学都只是整个地区发展的一个‘要素’。”周光利表示，要真正促进一个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就必须建立适合该地区的高等教育体系。

即根据当地产业发展方向，配置多所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学校，根据不同产业的发展需求，促进区域高等教育体系的多元化。

在这方面，广东省的做法值得借鉴。

2019年1月，广州市政府发布《广州综合交通枢纽总体规划（2018—2035年）》。

按照规划，广州将在2035年建成全球交通枢纽。但广东省目前尚无高水平交通大学。

基于此，广州市政府在发布规划时正式批准成立广州交通大学。

除了按照“世界一流院校”标准设立的广州交通大学外，广东省还拥有覆盖交通运输相关专业的普通院校“——广东工业大学”、广东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等。专门培养相关高职人才的院校，以及相关中等职业学校、——广州交通职业学校，甚至专门培养交通技术人才的广东交通技师学院，围绕大交通行业形成了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

“作为我国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广东对层次型人才的需求比其他地方更为迫切，这也导致其更加注重整体高等教育体系的建立。这个体系也值得其他地方政府借鉴。”刘西林说道。

陈涛在采访中表示，地方政府在吸引高等教育资源的同时，需要建立和形成区域教育体系。同时，突破大学所在地的行政区划壁垒，使高等教育成为区域公共资源。

“当前，我国不同地区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城市群，这种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的出现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但高等教育如何适应城市群的发展，对地方政府治理提出了挑战。”

陈涛表示，比如在职称问题上，不同城市对于相关人员的职称评定会有各自的地方性规定。在这些规定统一之前，人才的自由流动自然会受到限制。

“城市和地区有各自的发展规律，但高等教育的融合发展可能与当前城镇化的规律相冲突。我们是固守老路还是积极创新？归根结底，这是一个执政惯性的问题。”能否突破？这种惯性是对地方政府治理的考验。陈涛说道。

近期校地合作重大事件

2019年1月，东南大学与江苏省无锡市签署协议，启动东南大学无锡国际校区建设。

2019年1月，中国科学院大学宁波材料工程研究所正式开工建设。

2019年4月，杭州市政府、浙江省教育厅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签署合作框架协议，共建中法航空大学。

2019年6月，天津大学新校区落户福建省福州市。

2019年7月，宁夏回族自治区与中国人民大学共建中外高等教育合作办学机构。

2019年9月，兰州大学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华西希望集团、眉山四方研究院签署合作协议。

2019年12月，浙江科技大学余杭校区开工建设。

2020年1月，河南省教育厅透露，该省正在与国内多所大学对接，在河南设立研究院或分校。

2020年4月，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金牛湖产教融合园在安徽省天长市开工建设。

2020年4月，电子科技大学与浙江省衢州市共建长三角研究院（衢州）。

2020年4月，东北大学佛山研究生院建设项目设计及工程可行性报告通过审查。

2020年4月，广东省肇庆市与香港公开大学签署协议，共办香港公开大学（肇庆）。

2020年5月，山东省烟台市教育局透露，该市目前正在开展知名大学走访，未来将重点引进西部或西南地区的重点大学。

《中国科学报》（2020-05-12第5版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