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铁摩尔著作(边疆的背影-拉铁摩尔与中国学术)
李磊鑫（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imore，1900-1989）是一位在边疆历史、蒙古研究和地缘政治研究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他是一位来自西方的“边塞人”，也是一位对中国有着深厚感情的国际友人。在他的背后，拉铁摩尔家族与中国有着深厚的渊源。许多成员长期生活在中国，有几位从事中国研究。尽管与中国有过接触的拉铁摩尔家族的几代人并不都是近代中外（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人物，但这个家族的碎片化经历也能勾勒出几段生动的历史。
拉铁摩尔家族成员名单（部分）
曾在上海、保定培训
拉铁摩尔家族在中国的第一代“来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大卫·莫法特·拉铁摩尔（DavidMoffatLatimore，1873-1963，又译“拉铁摩尔”，以下简称“大卫”）。“大卫·拉铁摩尔”不止一个，上个世纪已经有两个了。一个是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imore），大卫的孙子，欧文·拉铁摩尔（OwenLatimore）的儿子，另一个是大卫的孙子（DavidJr.）。1901年，不满一岁的欧文·拉铁摩尔被大卫带到中国。他的父亲此前曾在美国的一所高中任教。由于工资不足以养家糊口，他想找一份高薪工作。
1901年，拉铁摩尔的父亲戴维·拉铁摩尔受中国清政府聘请，在中国教授西欧教育方法，并在天津的北洋大学工作。襁褓中的拉铁摩尔被带到中国……小时候他主要生活在中国在北京……他亲眼看到骆驼商队驶向边境，叮当作响的驼铃让他遐想中国幅员辽阔、边界漫长。”（《洋顾问列传》，河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06页）这种文学描述很好地诠释了欧文边疆兴趣的出现，但它错过了大卫在中国的前两次经历，并错误地认为欧文主要在北京度过了童年。
大卫·拉铁摩尔在中国任教的第一所学校是1901年7月到达的南洋公学。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聘请美国人约翰·卡尔文·弗格森担任督学。在福凯森的主持下，薛来熙、乐凤文、拉蒂莫（DavidLatimore）等人前来任教，成为公立学校新课程的主要教学力量。随之而来的是西方教育体系的理念、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1903年9月6日，高中部商学院开业……莱希姆教授商业、书信写作和法语（不是法语，而是中国古代文学选集），每周三个小时。”（《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1页）郭峰认为，大卫在这里教授的“法语”课程并不是法语课程。“法语”指的是英语语法或文法。如果是这样，大卫开设的法语课程“使南洋公学像北洋大学堂一样，成为中国第一所提供英语语法课程的新官办学校。这件事与拉蒂莫的名字有关。感谢他对南洋公学的贡献。”（《福开森在华五十六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66页）南洋公学非常重视英语学习，教学语法更符合David主任，并采用“精选”以《中国古代文学》为教材，显示了其语言基础知识和对中国文学的熟练程度。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4月，盛宣怀补了《请奖南洋公学洋教习片》，建议“薛来熙、勒芬尔、勒西莫，也应该被授予三等第一宝星。”他评论道，“南洋公学的名声已经传遍了东西方，所有出国留学的学生都可以直接升入国内的专门学校。各国。也正是在外国会员等人的热心教导下，他们才变得更加虔诚。这确实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功。”（《盛宣怀年谱长编（下）》，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828页）
大卫的第二次执教经历是在保定，这段经历很少被提及。首先，应该明确他是什么时候离开南阳公学的。欧文说：“1905年，我父亲从上海搬到了北京南部的保定，我们住在一座古老的寺庙里。”（《拉铁摩尔回忆录》，第2页）大卫辞职的原因没有相关记录，但推荐他去南洋公学的熟人付凯森却收到了“南洋公学外籍督导学校的名字全部查不到”。应该是在接到傅凯森合同期满后很难再续约的电报后，他被开除出狱了。（《上海交通大学纪事1896-2005（上）》，第29页）这或许是诱因之一，南洋公学于1905年移交商业部，此后学校改变了总体方针和培养理念，并制定了新的章程。曾友曾写过《论南洋公学之新章》和《再论南洋公学新章之谬》两篇文章，指出学校应聘请日本教师，强调日语而只学英语，却“不以此教理”，这是不合理的。所有科学都用日语授课。”（《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夏曾佑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370-372页）这两个变化很可能导致了大卫打算离开。至于大卫在保定任教的学校，一位人士说一说是保定高等师范学校，一说是直隶高等学校。两所学校都是袁世凯创办的。其中直隶高等学校的校长是美国人坦尼·查尔斯·丹尼尔，非常重视英语教学和招生。1913年，学校并入北洋大学，这可能与大卫接下来的经历有关。另外，欧文·拉铁摩尔在1912年前往瑞士留学，所以他的童年只能说是在上海和保定。不过，和当时的其他外国人一样，他们一家人经常去北戴河等地度假，也在北戴河等地短暂居住过。
编辑《英文典大全》
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imore）于1913年至1921年在北洋大学担任英语教师，他所教的学生回忆道：“在英语教师中，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imore）是最受欢迎的。他很有说服力，乐于提问，有很多独特之处。他。”.写了一本书《英文典大全》，后来商务印书馆出版，标着《致中国学生》，红遍全国，几年之内印了几十个版本。回到美国达特茅斯学院教授《东方文化》，临行前，为全校学生举行了欢送会（这是1919年至1925年六年来北洋大学举办的唯一一次欢送会），并为他献上一面绣有“孜孜不倦教学”四个字的纪念旗，但他教学最严格，讲重点，当中国学生容易迷惑时，总会告诉他们不要再学了。做笔记并认真聆听。若有人不放下笔迹，他们将予以严厉制止。他经常给试卷打十分半的分数。几乎每年都有学生英语成绩不及格。”（《1919-1925北洋大学的鳞鳞爪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24教育》，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第111页）
上一段形象地描述了大卫·拉铁摩尔老师严格的一面，还提到了他主编的《英文典大全》（中国学生英语语法大全》）。本书初版于1923年，有多个版本。扉页署名“大卫·拉铁摩尔”，身份为“达特茅斯学院远东文明教授、前北洋大学英语教授”。当时大卫已经回到美国，序言的署名是“北洋大学，天津，1921年7月”。这本书可以说是David在中国20年英语教育的巅峰之作。他从实际教学中汲取的大量营养是他自信的源泉。“这本书是专门为中国学校使用而写的。”David还指出，本书对于华文学校使用的特殊适应性可以体现在多方面的编排上。他始终牢记中国学生学习英语的特殊困难。——“作者在中国从事英语教师工作二十年，有足够的机会关注和研究这些问题。”（《英文典大全》，商务印书馆，1932，前言）
《英文典大全》1932年版
由于符合学与教，《英文典大全》成为解放前流行的英语语法教材。它可与《纳氏文法》（英语语法丛书，1898）等开创性英语语法教材相媲美，被大多数中学采用为教材。20世纪30年代出版的《英语的学习与研究》一书“向读者介绍适合自学的英语书籍”。其中，可作为教师的参考书。值得介绍的是大卫·拉铁摩尔的《英文典大全》和林语堂的《开明英文法》。编辑点评：“这两本英文书性质完全不同，《英文典大全》是按照老方法编的，而林语堂的书则意在语法界的反叛。”（中学生社团编辑：《英语的学习与研究》，开明书店，1935年，第145页）由于这两本书都颇受欢迎，所以在用户的反馈中经常可以看到大卫·拉铁摩尔和林语堂的两本书的比较。于崇文（中国科学院院士）在南洋中学读书时，在课堂上使用了“大卫·拉铁摩尔语法”。他还自学了林语堂的英语语法。经过研究比较，于崇文认为“拉铁摩尔习惯于采用图解教学方式，详细剖析句子成分，一一分析每个英语句子中每个词的作用……而林语堂则侧重于汉语和汉语的表达”。英语语言通过比较表达和习惯，引导学习者通过比较分析来理解英语语法。”（《镇海院士》，光明日报出版社，2017年，第50页）本文的难度和细节也是有目共睹的。“虽然这本书原本是打算作为高中教材，但实际上适合大学水平；高中应该使用这本教科书。“它必须是一所英语水平非常高的学校。”“句子的结构和语法相关的常用单词……各个时间系统的用法都解释得很详细，——可能太详细了。”（《英语的学习与研究》，第146页）
在词典编纂方面，大卫·拉铁摩尔还参与了《李玉文《汉英新辞典》的校对工作。校对者有吴光建、李维格、杜九天、石伯礼、徐贤、张玉坤、张石榴、蒋梦琳、乐提莫、邝福卓等十人，其中有几位是著名人物。其中，只有Timo和Shibury的母语是英语。他们和张玉坤当时都是北洋大学的老师，李玉文也毕业于北洋预科学校。虽然按照张元吉等人的说法，编纂工作可能主要由吴光建和李维格完成，但大卫作为高级教师，应该在编纂中起到指导和顾问的作用。李玉文的《汉英新辞典》也是中国引进新教育、过了传教士主导阶段后，中国人编纂系统外语词典的阶段性著作。
中国学生与外籍教师
David将在北洋大学教授预科课程。著名地质学家黄继清曾回忆道：“我们的预科老师是大卫·拉铁摩尔，教英语语法……富兰克林·拉铁摩尔是前者的弟弟，主要教英语读者……拉铁摩尔兄弟俩都教得很好，大卫很认真，富兰克林更（《我的回忆：黄汲清回忆录摘编》，地质出版社，2004年，第20页）1895年至1948年北洋大学教职人员名录中，有“历任校长、秘书教务长兼英语秘书”的“乐天莫（美国）”（DavidLatimore）和“乐禘祃（美）”（AlexLatimore）也在其中。他们的名字也出现在“前英语教师”名单中。黄吉庆提到的富兰克林应该是亚历山大·拉铁摩尔。此外，大卫·拉铁摩尔除了教英语外（1913.9-1921.12），大卫夫人也在1916.1-1918.12期间教英语。（见上文《北洋大学—天津大学校史第1卷1895.10-1949.1》，天津大学出版社），1990年，第435、442、98页）
虽然不能说他“遍天下”，但大卫在北洋任教的学生中，不乏后来与欧文·拉铁摩尔有过交往的著名人物。欧文在重庆担任蒋介石顾问时，他的秘书兼同伴是谢宝桥。“谢在去美国之前毕业于北洋大学，在那里他和我父亲（学得很好）和我叔叔亚历克一起学习英语。学德语（学得很差）”。（《蒋介石的美国顾问：欧文·拉铁摩尔回忆录》，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00页）1941年，欧文奉命视察缅甸公路中国段。项目总经理曾养福前来迎接。他发现“曾是广东人，他也是广东人”。我父亲和叔叔都是天津北洋大学的学生。”（《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25页）在谈到国民党派时，他显得有些骄傲，又有些讽刺，“我想在这里提一下，陈立夫是一名学生。我父亲在天津北洋大学任教时的情景。他向父亲学习英语，然后前往美国获得采矿工程师学位。就像中国许多未来的技术官僚一样，当他回到中国时，我不相信他会去矿山钻探。他踏上了官僚生涯与政治职业融合的旅程。（《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39页）
北洋大学另一位著名的预科生是徐志摩。1916年秋转入天津北洋大学法学预科学习，1917年转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有学者根据徐章（之墨）学术著作中“民国六年七月北洋大学半年辅导期满”的句子进行推算，指出徐章在北洋预科学习的时期法律系大约从1916年冬天到1917年7月。（孙玉芳：《徐志摩与国立北洋大学》、《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6期）徐志摩在北洋大学法律预科学习的时间并不长。第一科英语他得了88分。大卫·拉铁摩尔和他的妻子当时被列为教师。在这支队伍中，尚不清楚这位诗人是否是大卫和他的妻子所教的。
返回旧达特茅斯
结束在北洋大学的教学生涯后，David一家人回到了美国。其弟亚历山大·拉铁摩尔曾在北洋工作数年，1927年入北洋的严书南也曾上过他的课。（《回忆北洋大学》，天津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56页）欧文在他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的序言中写道：“我的父亲大卫·拉铁摩尔是达特茅斯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非常喜欢这本书。他在写作过程中对初稿、定稿和部分章节提出了批评意见，并向我提供了他40年来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研究，他是这本书的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批评者。（《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原序，第3页）
大卫为什么回到美国？他什么时候回到美国？欧文说：“当我二十一岁左右时，我的父亲被邀请到达特茅斯学院任教，这样一家人就可以回到美国教育年幼的孩子。”（《拉铁摩尔回忆录》，第10页）1921年，欧文21岁。这里提到孩子的教育问题是原因之一。加之人民币大幅贬值，欧文19岁左右（1919年），“由于中国政府以银本位货币支付我父亲的工资，他无法资助我在英国读大学”，(《拉铁摩尔回忆录》,p.9)欧文不得不回到中国谋生。因此，一家人在中国谋生困难，或者局势不稳定导致生活质量下降。这些都是大卫与家人一起返回美国的可能原因。欧文·拉铁摩尔失去了在牛津大学学习的机会，回到了中国。虽然这是他个人的遗憾，但却“倒逼”了一个一流学者的成长。也许这就是命运。
欧文的回忆录和《祖孙访谈录》中没有透露大卫回到达特茅斯学院任教后发生的事情。笔者在达特茅斯学院的官网上看到了大卫课程的图片资料。该课程名为《远东》，简介是“全面研究远东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我们将认真思考中日两国人民的现状和当前问题”。他的半生是在东方经历的。从中得到了最好的结果。如果要举例说明大卫回国后在教书育人方面取得的成就，就应该提到蒙古学者弗朗西斯·克利夫斯。正如李若虹介绍的那样，“克利福德在大学遇到的最重要的老师之一是大卫·拉铁摩尔……正是他激发了克利福德学习中文的兴趣。”(《心理东西本自同：柯立夫与杨联陞（上）》,《文汇学人》2017年11月24日)
当然，大卫在教育孩子方面也很有成效。欧文小时候，父亲只教他法语、拉丁语和一些课程。后来，由于欧洲战争爆发，除了欧文以外的所有孩子都被母亲带回了中国。“我的父亲能够开始向他的弟弟里士满教希腊语。里士满也因进入达特茅斯学院而受益。”（《拉铁摩尔回忆录》，第8页）欧文认为，大卫在业余时间的辅导给里士满带来了课堂之外的先进知识，使他能够在古典文学传统中受到良好的教育。这对于里士满日后成为著名的古典学者来说非常重要。文学学者非常重要。
大卫·拉铁摩尔(DavidLatimore)课程简介
大卫最终活到了九十岁。1931年，他的孙子“大卫·拉铁摩尔”出生于北平，是家中的第二号人物，迪鲁瓦呼图克图成为了他的教父。大卫·拉铁摩尔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和耶鲁大学，后来在布朗大学任教。他是中国文学研究和文学翻译领域的专家。David继承了家族研究中国的传统，像他的父亲和祖父一样热爱中国文化。他与中国的交集将是故事的下一部分。
责任编辑：钟原
校对：徐宜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