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书取代五经的历史过程与意义(四书代替五经)
“四书五经”几乎人人都熟悉。谈到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绕开“四书五经”。它们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历史文化古籍中的瑰宝。
“四书”一词发源于宋代，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之名始于汉武帝，指《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
“四书五经”并不是有些人理解的儿童启蒙读物。事实上，与现在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不同，古代只有少数有一定经济背景的家庭才会送孩子读书。
如果有幸达到了出国留学的门槛，很多人读了一辈子却没能成名。古代科举制度的录取率远比现在的高考残酷。一个读书人要想通过科举实现自己的抱负，首先必须通过大学考试、乡试、乡试、殿试。
古人有“三十明经，五十岁进士”的说法，指的是科举制度下，选拔极其残酷，五十岁以上才中进士的情况并不少见。老的。
近来，随着“国学热”的兴起，“四书五经”作为传统儒学的精髓，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国学培训班“人难找”，高校也成立了国学研究所。
中华民族源远流长、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经过后人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仍在蓬勃复兴。它始终流淌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血液里，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的情感归宿，滋润着中华民族的根和魂。
那么你有没有想过“四书五经”是怎么产生的呢？为什么选择这“四本书”呢？为什么“四书”排在“五经”之前？“四书”取代“五经”只是考试重点的改变吗？
复旦大学吴震教授从时代变迁的大背景出发，探讨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和理论辐射。《朱子学与阳明学：宋明理学纲要》最新力作，解答你的困惑。本书脱胎于复旦大学流行哲学这门新课程，以令人耳目一新的方式将思想史和哲学史结合起来。
01
新经典的形成
“四书”是被他们建构起来的
所谓“四本书”是指《论语》、《孟子》、《大学》和《中庸》。然而，无论是唐初的《五经正义》，还是中唐以后形成的“十二经”，不仅《孟子》没有被列入“”序列，而且《大学》和《中庸》都不在“”序列之内。独立于《礼记》。
唐代中叶，由于韩愈、李敖的倡导，《大学》和《中庸》开始受到一些关注。
《大学》和《中庸》最初是本经典中的第《礼记》章，从未独立存在。要想从中提取出来，使其成为新的经典，就必须重新做一些修改工作。
朱熹对《大学》的重建反映为《大学章句》。他对《大学》这本书给出了理学解释，认为《格物篇》第五章中的《传》在流通过程中丢失了，并用一百二十冒充了《格物补传》。-八字。这个朱熹修订的《大学》版本，史称“《大学》新本”。
朱熹还确定，按照学习顺序，《大学》有“初学入德之门”的首出地位，意即读书须从《大学》入手。至此，《大学》的地位陡然上升而位居“四书”之首。
至于《中庸》，其哲学历程始于宋代范仲淹、二成、司马光等人。《中庸》这本书之所以在历史上如此受重视，是因为丰富深邃的思想有关。
《中庸》前三句常说难懂又重要：“命曰性，性曰道，修道曰教”。在这看似简短的三句话中，蕴藏着一些关于“天”的儒家思想中的“命”、“性”、“道”、“教”等重要概念。如何理解和把握这套概念，成为后世儒家学者不断阐释的动力。
对《孟子》的重视是从韩愈开始的，但在9世纪韩愈之后成书的《十二经》中，仍然没有《孟子》的踪迹。进入宋代后，由于孙复、石阶、二程、张载特别是王安石的大力推崇，在宋徽宗仪和年间（1119-1125），首次出现《孟子》刻成石经，列入“十三经”，南宋淳熙年间朱子将其列入“四书”。
以朱熹为基础的“四书”构建《四书章句集注》（简称《四书集注》）为标志。从《学庸章句》和《论孟集注》的书名来看，朱子沿用了经学传统的章句或注疏的手法，但事实上与传统经学的注疏手法迥然不同，集中表现为以下四点：
首先，朱熹注重文本训诂，但他坚持相当的克制力，尽量控制在必要的范围之内，竭力避免烦琐的印证工作。
二、朱熹对四书的诠释非常出色思想性、义理性，有时为了解释一个概念，不惜打破注疏的格套（例如“疏不破注”之类），使用大量文字进行比较详细的解说。
三、朱熹《四书》自成一套严密的义理系统，建构了一套理学的思想体系。
第四，“四书”的形成对儒家经典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构成了一套新的儒家经典。随着后世科举制度等文化教育政策的推行和推广，逐渐取代了“五经”的地位，获得了“四书五经”的称号。“这是对这个新经典系统的荣誉。
从1200年到1900年的七百年间，“四书五经”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他们为近代中国社会知识、思想、文化的延续和建构奠定了方向，也为东亚世界的文化发展做出了贡献。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02
“四书”取代“五经”
是对汉唐思想的大突破
儒家经典构成了儒家思想的基本体系，对塑造中国传统知识形态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上，先秦“子学”时代，儒家经典“六经”体系已初步定型。然而，古典知识向专门学术形式的转变，即所谓“儒家经典”的形成，却是从汉代以后才开始的，汉武帝时期，董仲舒“独尊儒术”之倡议被纳为国策为标志。建元五年（公元前136），“五经博士”设立作为制度保障，被认为是“经学”正式确立的标志。
从此，汉代儒家经典成为官方意识形态，在政治文化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制度化儒学的主要特质，可以赋予社会制度及秩序以思想经典的依据和保障。它包含丰富的儒家思想，对于形塑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形态具有重要作用，总体特征表现为“通经致用”或“经世致用”的价值取向和实践取向。
董仲舒肖像
从方法论角度看汉代儒家经典研究重在应用文字训诂的方法，并注重名物典章制度的注解，力求曲尽其详，讲求家法传承。唐代经学则进一步对汉代经学的注解进行疏释，遵循“疏不破注”的原则，逐渐统一各家经学注疏形成“十二经”。这一方面意味着经学形成了统一的知识系统，另一方面则意味着在政治上形成了一套稳固的意识形态。
在宋儒看来，虽然到了唐宋时期，已经建立了庞大的儒家经典注释体系，但仍有刊落儒学“性命之源”的问题。他们过度关注文字训诂，可是忽略了儒学的思想精神和哲学义理。
对于宋代新儒家来说，这是他们一直挂在心上、忧心忡忡的大问题。换言之，新儒学若想实现“思想上的突破”，就必须摆脱汉唐经典注解的旧习，重新发现儒家经典中一直隐藏的人生人生哲学。
因此可以说宋代理学是从反拨汉唐经学的注疏传统上找到了思想突破口；但另一方面，义理之学的建构又不能脱离于儒家经典，经学仍然是义理之学存续的文本基础。
因此，关键是：如何在摆脱汉唐经典的“旧注”的同时，重建儒家经典的传统和经典体系？这是宋代新儒家面临的思想问题。
如何把握儒家经典与理学的关系？程毅的观点在这里可以作为代表性的解释：看阅读过程，义理与经典同样重要
读经澄清原理和先讲清原理再读经这两种方法并不是绝对不变的，而是可以相互融合或转化的。就原则而言，“义”应该是最终目标，不能拘泥于字面解释。
程毅肖像
程颐的《仪礼《易》是一部用理学诠释经典的典范著作，也可以称为理学的典型。朱子继承了程毅的作品《四书章句集注》。从其风格上看，它兼顾训诂，突出学说，特别是程颐的系列道家思想，并融入了朱子自己的哲学观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说朱熹的四书体系体现了化理学于经学中、力求义理与经典相统一的特征。《四书章句集注》足以被视为经学理学化的成功典范。
另外我想讲一下王阳明的经典观，也可以称为经典心观。与朱子的大量论经相比，王阳明并没有留下任何论经。他唯一可以称为经典解说的作品是《大学古本旁释》。这与阳明本人不喜注经的思想特质有关，更与阳明对经典知识的看法及其对朱子经学思想持批判态度有关。
王阳明认为，从孔子到宋代现代主义兴起，“虚文胜而实行衰”的知识状态，更为严重的是，人人凭借自己的经典知识，意见纷纷，并以“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产生了“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等可怕后果，而所有这一切现象的根源就在于“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很显然，阳明的这番话是暗指程朱理学以来的经典著述活动应当承担上述后果的责任。
王阳明肖像
当然，阳明心里也知道，传授大量的经典知识是必不可少的。德性的知识并不排除听觉和视觉的知识，还需要一般的道德知识来实现良知。但阳明对于经典知识却有着不可动摇的基本态度：
他坚持认为，问题不在于后来儒家学者的“着作”对于解释经典是否是必要的，而在于这些写作活动忘记了孔子“删《六经》”——“坚守原文和”的根本目的。还是真实，扭转简单，回归纯粹。”，“为了寻求真相，摆脱文字很重要。”最终，阳明认为学习儒家经典的目的不在于徒增书本知识，而在于使圣人之道复明于天下。
03
礼教的压迫
当礼与理走向日常生活
在孔子创立的古典儒家思想体系中，作为内在美德的“仁”与作为外在规范的“礼”并重。仁与礼互以对方为必要条件，缺一不可。
儒家认为，人之所以是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所构成的社会是一种礼仪社会，从而使人成为一种道德性的社会存在。
这种礼仪精神是普遍适用的，适用于所有人，但礼仪制度却是具体的。因此，儒家要面对的重要问题是如何把礼学思想落实为礼仪制度，让具体的礼仪制度体现出礼学精神。其中的关键在于：如何在理论与现实、思想与制度之间加以调适，避免二者发生脱节。
以重构天理观为标志的新儒学，一直到朱熹学都取得了重要的理论进展。其表现之一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如何围绕国家（王朝）和家庭（宗族）两个中心来推行新儒学，在实际的礼制层面，再现儒家的价值和意义。伦理。
首先，礼仪合理化的一个突出表现是观念的转变，“礼”被规定为“理”之“节文”，是理的一种仪式表现。这样一来，礼获得了理在抽象思想层面的保证，理又借助礼获得了具体性。这一思想成为朱子礼学思想的根基。
但从语言形式上看，“理是理”这个命题直接标识了理与理，似乎消除了两者之间的差异，这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对理自然原理的抽象。因此，清代一些儒家学者指责宋儒把礼脱离了现实生活。抽离并陷入抽象谈话的陈规中。
然而，如果我们把这个命题放在全文的语境中，我们就会发现朱子有意强调礼与理是不可分割的结构关系，而不是概念上的同一关系。
礼是礼的呈现，礼是礼的保证。也就是说，理的具体性表现为理，理的规律性表现为理。对此，可以说，朱子“礼为理”的主张为传统礼以理学基础，并通过理学理念为礼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绝不是后人所指责的“礼即理”。“礼”就是以理代替礼，导致礼的空化。
“理就是理”容易引起的另一个误解是，由于理是一个本体概念，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因此“理”作为理的体现也可能成为一个固定的东西。这种解释看似合乎逻辑，但却是一个严重的误解。其后果将使仪式失去“以时为重”的当代性，导致唯古礼为重的复古主义。
从根本上讲，这种复古的宗教态度是违背孔子礼法精神的。礼仪虽有世代相传的基本精神，作为制度的礼必须因应时代要求而改变。即便“圣王”复兴，也需要根据当代的“世俗之礼”来改变“古制”之礼，符合儒家礼学的基本要义。
朱子一生写下了许多经典，其中《四书集注》是他成就的顶峰。然而他没想到，他的《家礼》会在不经意间成为被后人认可的经典。《家礼》一书成为明清儒学的“新经典”。如果从东亚文化圈来看，这本书对后世的影响可能比《四书集注》更大，后来被视为一本科学研究书。
朱子《家礼》主要涉及四个方面：婚丧礼仪。其型号为《仪礼》《礼记》等古礼。其对象主要是士大夫和百姓，因此其适用范围涵盖了普通家庭，成为后世中国社会家庭礼仪的典范。
《家礼》标志着儒家礼仪由思想落实为生活、由经典转化为常识。它推动了儒家礼仪文化向社会基层、普通人群深入拓展，而且影响深远，逐渐在东亚形成了一种“家礼学”传统。
综上所述，宋代新儒学是汉唐儒学经典的一次“思想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重构儒家“新经”的运动，对经典的解释也呈现出新儒家的转向。其典型标志是“四书”的形成，其典范著作是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
与此同时，新儒家在“礼即理”观念的指导下，开始了重构礼法、将思想落实到生活中的运动。以构建家庭礼仪为核心内容的“家庭礼仪”的出现，不仅在哲学层面，更在文化层面，推动了儒学的全面复兴。
对于“四书五经”、朱细学和阳明学派，你有什么想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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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景宋明理学的思想意蕴与理论辐射
朱子学与阳明学：
宋明理学纲要
这是复旦大学热门的新哲学课程，既“在”朱西学、阳明学的理论“之内”，又“在”其思想框架“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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