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中西部高校建设计划)

目前，围绕国家“双一流”建设，广东、江苏、山东等多省份相继出台相关政策，投入巨资建设省内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各高校特别是一些名校也拿出了独特的策略，及时对学科进行“战略调整”，力争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取得好名次，获得更多的办学资源。这给中西部地区的高校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在“双一流”建设的背景下，如何评价各个学科和学位项目，促进学科健康有序发展，笔者认为必须营造四种文化氛围。

首先是“炒股”文化。炒股讲的是文化，讲的是智慧。“创新驱动本质上是人才驱动。”人才引进和培养的重点是敏锐地识别“潜力股”。由于先天的地理劣势和国家政策的影响，中西部地区高校长期处于“人才洼地”。对人才的渴求和建设高水平大学的愿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他们努力集中有限的资源引进高水平大学。引领人才，才能实现学科的快速崛起。但一些学科忽视了引进人才单位的学科平台基础、引进人才的创新高峰期、学者的学术公关和人格魅力等因素，导致引进学术“优秀”。不适应当地环境，未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人”。

因此，在人才“引育”方式的选择上，中西部地区高校应更加谨慎，坚持“培养为主、引进为辅”。人才培养虽然见效较慢，但却是学科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是未来人才引进的基础，是一所成熟大学的体现。当前，地方高校不应投入巨资引进一些已经过了创新高峰的有名望的学术人物，而应冷静下来，科学谋划，利用有限的资源，重点培养和引进一批35岁左右的年轻骨干。以便他们能尽快接受培训。进入中共中央组织部“青年千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是地方高校学科建设的基础和希望。

二是“特殊处理”文化。“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和自觉行为。但具体到具体案例时，大多数情况下的创新只属于少数人，而且一开始大多是非共识的。因此，创新必须突破“不合理”制度的障碍。法律上有句谚语：“法律没有禁止的，就做；法律没有授权的，就做”。在具体工作中，我们大多数人更注重后半句话，而善于创新的同志则更注重前半句。事实上，任何制度的制定都有其合理性，而这种合理性来自于制度的普遍适应性。地方高校要想在“双一流”学科建设中有所作为，必须实施差异化发展和错位竞争策略，更要有“专项办理”制度的支撑。

三是“宽容”文化。创新涉及风险和不确定性，因此是一个“试错”的过程。高校作为培养和聚集人才的高地，是创新能力的源泉，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引领者”。要在原始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强调大学的社会服务功能，不仅仅要求大学教授将成果“转化”为创业。《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到，创新能力由“跟踪、并行、领先”并存、以“跟踪”为主转变为“并行”和“领先”为主。要实现这一转变，必须加强原始创新。

国际上许多引领世界科技发展的例子表明，大多数有直接影响的创新都不会是源头创新，也无法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受区域经济发展、产业结构调整等现实压力，地方高校肩负着更多的社会责任。他们的人才培养往往更注重现在和就业，而较少关注世界、人类和未来。不够。与此同时，一些高校短视、功利的学科（学术）评价体系也让不少学者望而却步，导致中西部部分省份未能申报“全国杰出青年”这一原创创新人才。“风向标”人才工程。这些都将动摇这些地区一流学科建设的人才基础。

四是“立志”文化。毫无疑问，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决定了大学没有西方那么大的自主权。学校、学院和学者在学科发展过程中的“决心”不可避免地会面临各种考验。高等教育是引领社会而不是迎合社会。在人才引进、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学科（学术）建设成效评价体系等方面发挥着社会发展的“风向标”作用，体现了学校的定位和发展愿景。当前，不同层次的学科学位分评价、不同机构发布的学科排名、不同层次的行政规划，让高校不堪重负，甚至迷失了办学方向。核心在于，这些原本用于“质量控制”的指标已经异化为效益。驱动“资源配置”。同时，高校还必须切实改变人才评价中重项目重成果、重数量轻质量、重形式轻内容、重短期轻长期、重职称轻贡献的现象。

当前，一些大学教师和科技工作者并不致力于学术和创新，而是热衷于走捷径，通过“学术运作”成为长袖“资源型学者”。“屠呦呦”和“韩春雨”的现象，都揭示了源于自信的“决心”和人才成长的内在逻辑。这不仅为如何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巩固人才驱动战略提供了难得的标本素材，也为我们改善创新土壤提供了更多更好的配方。

（作者为河南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学科建设办公室主任）